鲁迅“齐家”理想的破灭
北京西城八道湾十一号曾经是“周三人”兄弟(周树人即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奉母亲鲁老太太一大家子合住的大宅门。当1919年12月鲁迅胜利地将全家老小迁入之初，情绪极其高涨，在稍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郑重地在此主持祭祖典礼，兴高采烈地为孩子们燃放花炮。这时作为长子的鲁迅如释重负。按中国传统，父亲不在了长子就是家长;家长权力最大，责任也最重。中国人又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主要的责任在于家长。
在理论上鲁迅早就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他说自己在赴日本留学之前即已“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等到新文化运动起来，更写下了《狂人日记》，“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但理论好谈，思想也还比较好变，而感情则难改，具体事情一旦落到了自己家里，到自己身上，传统的力量就大得惊人。鲁迅在思想上对旧文化大造其反，而在实际生活中，却仍然躬行传统的孝道，讲究“修身，齐家”，宁可自己吃许多辛苦，首先要把母亲服侍好，一切顺着她的意思来，又要对两个弟弟以及他们的家小，全心全意地尽到一个大哥的责任。
可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大家庭只维持了不到四年时间，就先是慢慢松动，终于突然破裂了，鲁迅本人愤而走出了八道湾。
从1919年鲁迅买下八道湾十一号院这所住宅，到2014年这成为北京第三十五中学校园里一块名曰“周氏兄弟旧居”的特区，这95年时间里的起伏变迁相当复杂……
分化：周建人出走
1919年日趋破落的绍兴新台门周家决定把整个台门卖掉，鲁迅的这一支也非得放弃故园、重新作出安排。根据鲁迅的意见，三弟兄不分家，在北京买合适的大房子，把绍兴的全体人马统统迁来，全家在北京团聚。于是全心全意“齐家”的鲁迅在1919年就大忙而特忙了：先是在北京忙着买房子并加以维修装饰，后是忙于回绍兴搬来全家。这两件事都是非常辛苦的，《八道湾十一号》都有细致的介绍。家庭的主要责任在长子，同时他也可以指挥其他人;但鲁迅往往不仅负责任，而且事必躬亲。聚族而居的旧形态终结了，一变而为聚大家庭而居的新形态，鲁迅完全不考虑分家并各成小家庭(核心家庭)那样一种现代形态。他似乎仍然恋旧。
鲁迅毫无私心，维持这样的大家庭，他的意思并不是来当家长做老爷的，相反，他想的是自己多做奉献，克己利人，彻底地尽到一个大家庭长子的责任。按照鲁迅这样高尚的思路和风格，“齐家”应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事有大谬不然者。单是高尚还远远不够。
首先，周建人没有安顿好。他在绍兴是当中学教师的，到了北京以后，原来的职业没有了，合适的工作一时找不到，只好在北大旁听一些课程，为未来做准备，同时从事生物学方面的译著，但离卖文为生的水准尚远。这时他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且有妻小，却在大宅门里做一个吃闲饭的人，实在很不舒服;羽太信子常常指桑骂槐地打击他，甚至连老婆芳子也有点看不起他，心里很是窝火。他一定要工作，稍后于1921年初秋去了上海进了商务印书馆，起初的岗位是校对，工资也不高，但他非常高兴，立刻就去了。他在上海安顿下来以后，立即着手把老婆孩子接过去，但羽太芳子不肯去，她留恋八道湾阔绰的生活;后来完全闹僵，建人就在上海同过去的一个学生另组家庭。
八道湾大家庭开始发生分化了。周建人率先独立，稍后又建立了他自己的核心家庭。这样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对鲁迅关于大家庭顶层设计的挑战和否定。鲁迅很爱护三弟，不反对他的选择，但他似乎也没有对自己的设计作出反思。现在看得很清楚，周建人走出八道湾是非常正确而且明智的。他后来更有了远大的发展，这同他的独立思考敢作敢为是联系在一起的。三先生的思想特别是伦理观有新于鲁迅的地方，品德则大大高于周作人;他一向为人低调，埋头做事，遂得以终获高位，且能长寿。
破裂：鲁迅周作人绝交
在八道湾十一号里，最是石破天惊的一大变故是二弟周作人向大哥发难，莫名其妙地写条子给“鲁迅先生”，说什么“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这“自重”二字分量很重，实际上是在批评哥哥不自重，在道德方面犯有重大的错失。
关于周氏兄弟闹翻的原因，当事人都避免直接谈起，于是有各种传说流行。按照周建人和许广平的看法，根子在于经济问题。主持家务的二媳妇羽太信子胡作非为，铺张浪费，胡乱花钱，造成家庭负债，受到家长鲁迅的批评和制约;但鲁迅规劝告诫没有多少效果，却引起羽太信子的反感，不让自己的孩子亲近鲁迅，说要让他冷清死。
黄乔生书中也认为周家分裂的根子是经济问题。他强调地指出，因为这时周作人的收入业已超过了鲁迅，“周作人和他的妻子不能完全听命于鲁迅，他们不但有独立的愿望，而且有独立的可能”。这是很有道理的，有钱就任性，经济是基础啊。
羽太信子不愿意再有一个家长大哥来领导这个大家庭，不愿意有人管着她，这是可以理解的，那就提出分家各过各的日子吧;但这个日本女人却出一怪招，想借口道德问题把鲁迅搞臭甚至打倒。这里的细节现在不大清楚，所可知者，在鲁迅走出八道湾以后再回去收取个人物品时遭到殴打。《鲁迅日记》1924年6月11日载：“下午往八道湾取书及什物，比进西厢，启孟(即周作人)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从“罪状，多秽语”的提法看去，肯定涉及性的方面，羽太信子揭发鲁迅这方面有问题，周作人在绝交信中要求鲁迅“自重”，又特别具体地说到“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也分明指向鲁迅这方面的“前科”。
鲁迅一向住前院，也住过中院，平时并不大到周作人所住的后院去，但总有去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推测，以为鲁迅到后院去得比较勤、且被信子称为有什么罪状的时段，同爱罗先珂一度住在后院客房有关，鲁迅常去后院同爱罗先珂闲谈，而羽太信子却借此捏造说鲁迅对她有什么意思。这个女人的神经一向不是很正常，而周作人在实际生活中又一向以“昏”著称，二难并发，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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