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夜雨寄北》疑义辨析

李商隐《夜雨寄北》疑义辨析

　　李商隐《夜雨寄北》诗寄主体的隐在性，使此诗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而令人费解。新批评学派认为，诗人正是通过文字的选用、取舍而表达其情感寄寓和创作意图的，文章细读诗中的“北”、“君”和“西窗”，就诗而解诗，其结论是：此诗非寄妻诗，也非一般性的思友诗，李商隐将渴念知遇之心托以相思之情，是一首行卷性质的象喻之作，具有知音渴望的价值期待。

　　当下对《夜雨寄北》的解读，一说“寄妻”，一说“寄友”。此诗也由于寄赠主体的隐在性，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而令人费解。

　　也许是李商隐太过擅长爱情诗的缘故，人们往往把他的非爱情诗的诗也当做爱情诗来读了，因此，“寄妻说”一直占上风，近年出版的唐诗选本简直已众说一辞了。寄妻说肇始于宋，古人为了牵强此说，不惜将“寄北”直接改成“寄内”，也不惜将此诗的写作年代提前。而“寄友说”于近代始有高音，但是因为没有多少确凿的举证和论说，更没能推断出所寄何友，故而难以获得更多的认同。

　　新批评学派认为，诗人正是通过文字的选用、取舍而表达其情感寄寓和创作意图的，因而在解读诗歌时，推崇一种重视文字自身作用的“细读”方式。我们以新批评的诗观，以就诗而解诗的“细读”，从“北”、“君”和“西窗”切入，剖分而深析，以实证此诗“寄妻”还是“寄友”的寄赠主体。

　　一、“寄北”就是“寄内”吗?

　　宋人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为了确证此诗是寄妻的，干脆将题目改作《夜雨寄内》。还煞有介事地提供了“寄内”所本的来历，“内”就是“内人”，就是妻子。“寄妻说”肇始矣。而此“误导”使后来的读《夜雨寄北》者多往情诗上想。

　　公认比较权威的李商隐注本的注家冯浩则发现此改不妥，但是，依然认同寄妻说，他注曰：“语浅情深，是寄内也。然集中寄内诗皆不明标题，当仍作‘寄北’。”[①]因为“集中寄内诗皆不明标题”，“北”就等同于“内”吗?显然，此解释也不能不算是牵强了。今人叶葱奇疏注《李商隐诗集疏注》也认为此乃“臆改”，他在《夜雨寄北》的“注一”里直截了当地说：“‘寄北’，《万首唐人绝句》作‘寄内’，乃宋·洪迈臆改。”但是，叶葱奇疏注却推测说：“商隐寄家诗，概不显标于题”。从其前注《锦瑟》来看，《夜雨寄北》与《锦瑟》同样，都是寄家的。[②]他在《锦瑟》的“疏解”中指出：“实际上，就通篇来看，分明是一篇客中思家之作，是郑亚贬职后，商隐失去桂管职幕，漂泊巴蜀，留滞荆门时的作品，和集中《夜雨寄北》一首同一意趣，同一时地，只不过《夜雨寄北》作于那年的秋间，这一首则作于春季而已。商隐寄内、思家的诗向不在题上标明，和李杜元白等均不同，集中思家诗如《夜雨寄北》、《因书》等，……”[③]叶说没有考论何以为“北”，而是把“寄北”直接等同于“无题”，推理的依据其一是“商隐寄家诗，概不显标于题”，其二是因为此诗写作于《锦瑟》的同年，《锦瑟》是寄家的诗，《夜雨寄北》也是寄家的诗了。此论没有多少立足之根也。

　　现传李诗的各选本中，《夜雨寄北》的题下，对“北”的解释千篇一律：以方位代人，“北”即北方的人，指代妻子。为了将“北”硬是要说成是“妻子”，于是硬是解释说：此诗所表现出情感热烈而思念缠绵。持此观点的代表性学者如沈祖芬先生，她在《唐人七绝诗笺释》里认为此诗是寄给“留在长安的妻子王氏”，她在解释“北”的时候说：“北，指位于巴山之北的长安。寄北，即寄给住在北方的人，以北作为住在北方的人的代词。”[④]又如霍松林先生也持同见，他认为“这首诗，《万首唐人绝句》题作《夜雨寄内》，‘内’就是‘内人’——妻子：现传李诗各本题作《夜雨寄北》，‘北’就是北方的人，可以指妻子，也可以指朋友。有人经过考证，认为它作于作者的妻子王氏去世之后，因而不是‘寄内’诗，而是写赠长安友人的。但从诗的内容看，按‘寄内’理解，似乎更确切。”[⑤]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被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从书》，流传极广，其于《夜雨寄内》诗后注云：“题一作《夜雨寄北》。冯浩《玉谿生年谱》将此诗系在大中二年(848);本年的另一首寄内诗《摇落》也描写了秋景，两首诗写作时间挨近。”又云：“末两句是说不晓得哪一天能够回家相对夜谈，追述今夜的客中情况。”[⑥]众口一词，均语“北”为“妻”。

　　“北”究竟为何意呢?查遍辞书，“北”没有“内人”、“妻子”甚至“情人”一解，这是肯定的。“北”与“内”也是不好相等相近或者相互代的，这也是肯定的。《广雅·释亲》卷六下释曰：“背谓之骶。背，北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认为：“背”与“北”上古音同为帮母双声，职部叠韵字，二者古音相同。人坐立皆面明背暗，故以背为南北之北。《老子》有云：“万物负阴而抱阳”。王力按：山北为阴，山南为阳，老子的话等于说万物负背而抱南。如果牵强点说，北有“背”与“阴”的意思，代“妻”也是转了多少弯了。

　　不管怎么说，将“寄北”，随便改成“寄内”真是太武断了，简直是蛮横。我们不妨揣度一下：李商隐寄情人都“赤裸裸”的，寄妻反倒“羞答答”的?羞答答到了不能明言“寄妻”呢?我们也不免有所疑惑：既然是“以北作为住在北方的人的代词”，为什么所代者就一定是妻子的呢?

　　《全唐诗》中以“寄内”为题的，只有十二首，其中李白占了四首。四首之中，有两首写在身陷囹圄时。杜甫有一首很著名的想念妻子的诗，名句如“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而题目叫《月夜》，不叫《寄内》。李商隐也确有一些寄妻的诗，据注家考“然集中寄内诗皆不明标题”，或曰“概不显标于题”。难道说，李商隐“不标明题目”的、写得缠绵点的.诗，就一律理解为“寄内”的吗?

　　从诗中“巴山”一语看来，诗写于巴蜀之地。寄北，巴山之北，可以理解为长安。李商隐曾经应聘到四川，任东川节度柳仲郢的幕僚，时间是唐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先于此一年，李商隐的妻子却已故去。因此，“寄北”是不可能“寄妻”的。给李商隐诗集作笺注的清代人冯浩，为了“圆”其“寄内”说，而又合乎“集中寄内诗皆不明标题”之考，不惜将此诗的写作年代提前，推前至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提前了四年。按冯浩考证，李商隐这一年是在桂州(今广西桂林)郑亚的幕府。当年郑亚由于政敌的诬陷，被贬为循州刺史。李商隐未去循州，由水路经长沙，于次年回到长安。冯浩认为在归途中李商隐曾经“徘徊江汉、往来巴蜀”，“于巴蜀间兼有水陆之程”，《夜雨寄北》就是写在归途中经过巴蜀时。李商隐这时到过巴蜀，冯氏的说法也是不十分坚定的，因此，不得不加了一句“玩诸诗自见，但无可细分确指”。[⑦]冯氏的这种说法受到近代杰出历史学家岑仲勉的反驳，他在《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中力辨，云所谓巴蜀之游并不存在，巴蜀之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亦认同巴蜀之游为虚谬。又杨柳《如何确解李商隐诗》一文认为此诗应是大中二年商隐自桂林柳幕北归途中淹留荆、巴时所作，时间为夏秋之交。刘、余《集解》辩驳曰：“唐人诗中巴山多泛指今四川境内之山……未必具体指大巴山或巴东县南之巴山。”故而，他们认为：“此诗情味，显系长期留滞，归期无日之况，与客途稍作羁留者有别。……当是梓幕思归寄酬京华友人之作，确年不可考，约在梓幕后期。”[⑧]岑仲勉与刘、余的力辩都是在“可能与否”上，结论也是“寄妻”是不合解的。

　　笔者就诗解诗，重在于文字上而另具只眼，结论是：

　　1、“北”，根本没有“内”的意思。肯定地说，简单地将“北”解读成为“内”，于诗情于学理不合。

　　2、既然“北”之方位可代妻子，当然也可代朋友，为什么一定就不可能是朋友呢?

　　3、没有必要捏造事实，或者提前此诗的写作时间，就是为了将“北”等同为“内”。

　　4、李商隐是不情愿将诗写得太直白的，其诗“寄北”而故意不明对象指向，肯定有一种难言之隐而不好名言。结合“寄北”题，我们读出了其诗内有深意。

　　二、“君”也能够称谓“妻”吗?

　　“君问归期未有期”，君何指焉?妻耶?友耶?不少人倾向于寄妻，这让我们在解读中生出了疑点：李商隐为什么对内人如斯客套?李商隐有必要对内人如斯客套吗?李商隐其它诗中对内人(或者情人)也有这样客套的称呼吗?

　　在现代汉语中，“君”通常指男性。古代被称“君”的男子，还含有地位高贵、品格高尚的意味。战国时期盛行封君制，“君”是卿大夫的一种新爵号。《仪礼·丧服》篇讲：“君，至尊也。”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唐贾公彦又疏道：“以其有地则有臣故也。”意思是，称“君”要有两个条件，一要有土地，二当有臣子。魏晋时开始用“君”作尊称。魏晋前后诗歌中也用“君”，主要是女性对男性的尊称。《古诗十九首》云：“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己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魏人徐干《室思》云：“峨峨高山首，悠悠万里道。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寄身虽在远，岂忘君须臾。既厚不为薄，想君时见思”。

　　唐代诗歌中“君”的称呼已经大量出现，也主要是妻子称丈夫，或者好友相称的。或者这么说，唐诗中“君”的称呼，但见于对男性。主要归纳有这样几种情况：

　　其一、写送别，多在庄重肃穆的送别场合里运用。“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杨炯《夜送赵纵》)，“沾裳即此地，况复远思君”(卢照邻《巫山高》)“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王昌龄《送柴侍御》)，“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岑参《逢入京使》)，“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贾至《送李侍郎赴常州》)，“送君从此去，书信定应稀”(贾至《送夏侯参军至广州》)，“八月中秋月正圆，送君吟上木兰船”(韦庄《送李秀才归荆溪》)等等。王维脍炙人口的诗中更多“君”字出现，如“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送别》)，如“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曲》)，如“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送张判官赴河西》)，如“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少年行》)等。

　　其二、写相思，思乡、思友、思归。这在李白乐府诗中使用的频率很高，有时候一首诗中出现五六个“君”字，读来亲切有味，如李白《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中有高凤遗迹仆离群远怀亦有栖遁之志因叙旧以寄之》“春弄沧江月，秋色碧海云。离居盈寒暑，对此长思君。思君楚水南，望君淮山北。梦魂虽飞来，会面不可得。……闻君卧石门，宿昔契弥敦。”又如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余既还山寻故巢，君亦归家渡渭桥。君家严君勇貔虎，作尹并州遏戎虏。五月相呼度太行，摧轮不道羊肠苦。行来北凉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诗的最后写道：“言亦不可尽，情亦不可及。呼儿长跪缄此辞，寄君千里遥相忆。”李白名诗还有《峨眉山月歌》“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另，王维《杂诗》云：“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王维《红豆》云：“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云：“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韦应物《秋夜寄丘员外》云：“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刘禹锡的《始闻秋风》首联云：“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尾联曰：“天地肃清堪开望，为君扶病上高台。”白居易的《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云：“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其三、模拟女性口吻而作闺中怨而称“君”。李白的代表作《长干行二首》，模拟女性口吻，并运用年龄记叙和四季相思的民歌手法，巧妙而有机地串联起女主人公的生活场景，诗中多“君”相称：“五月南风兴，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风起，想君发扬子。”李白的这类诗还如《春思》云：“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夜坐吟》云：“冬夜夜寒觉夜长，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闺，金缸青凝照悲啼。金缸灭，啼转多。掩妾泪，听君歌。歌有声，妾有情。情声合，两无违。一语不入意，从君万曲梁尘飞。”《荆州歌》云：“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荆州麦熟茧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拨谷飞鸣奈妾何。”其它，如张九龄的《赋得自君之出矣》云：“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崔颢的《长干行》云：“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施肩吾的《古曲五首》云：“红颜感暮花，白日同流水。思君如孤灯，一夜一心死。”李康成的《自君之出矣》云：“自君之出矣，弦吹绝无声。思君如百草，缭乱逐春生。”还有，唐代的女诗人的诗，其中称“君”就非借托性的了，如薛涛的《雨后玩竹》云：“南天春雨时，哪堪霜雪姿，众类亦公茂，虚心能自持。夕留晋贤醉，早伴舜妃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如柳月华《怨诗寄杨达》云：“春水悠悠春草绿，对此思君泪相续。羞将离恨向东风，理尽秦筝不成曲。与君形影分吴越，玉枕经年对离别。登台北望烟雨深，回身泣向寥天月。”限于陋见，一时还真未见有多少将“君”用于女性称呼的，可以举例的如元稹的《离思》，诗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白居易的《琵琶行》，诗云：“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根据《夜雨寄北》的诗意，结合“君”之细读，结论为：

　　1、君有时也用于女性的，甚至也有用于夫妇之间互相称谓的情况。但是，很少，很特殊。对女人称“君”，不是一般性语境，不是特别熟悉的对象，况且而用“君”来称呼妻子，反而感到了有一种距离感，有一种陌生的客套。譬如上文所引元稹、白居易二诗。

　　2、“君”不是不好解释为“内人”或者“情人”，而李商隐爱妻至深称其为“君”也在情理之中，而且，在唐代礼法中尊称女性为“君”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用“君”来称内人，不符合李商隐诗歌写作的习惯。

　　3、寄北诗中“君”应非内人，最好不是内人，至少不能坐实在“内人”上。相反，作为“友人”解更好。俞陛云在《诗境浅说》里点评《夜雨寄北》说：“清空如话，一气循环，绝句中最为擅胜。诗本寄友，如闻娓娓清谈，深情弥见。”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也认为：《夜雨寄北》是因为“客居异地”情怀寂寞而“对朋友的深长思念”。李商隐刚刚踏入仕途，就被卷进了牛李党争中。852年随柳仲郢入蜀，实属迫不得已。仕途多艰，妻子早逝，心境悲凉。又是久滞巴蜀，交谊无多。而此时巴蜀之“北”地，有挚友寄书探问归期，自然会感动不已，以“君”呼之而生成“共剪西窗烛”的期待。

　　三、“西窗”是情爱象征的意象吗?

　　第三个疑点在“西窗”。一则，李商隐最擅用典，几乎无诗不典，且用典含蓄高妙，可谓“意若贯珠，言若合璧”[⑨]。因此，诗中“西窗”自然不会是信手写实，肯定是有什么典故的。二则，李商隐的诗幽微含蓄，隐晦曲折，寄托甚深，因为其爱情诗成就极高，爱情诗也特多，即便不是爱情的诗也往往让人读成爱情，诗中“西窗”自然容易让人解读爱情的意象了。

　　那么，李商隐为什么要用“西窗”，不用南窗、北窗和东窗呢?“西窗”果然便是爱情的意象或象征吗?

　　自古诗文中多咏“窗”，窗之前冠以“东、南、西、北”，应该说原本没有多少深意的，因为出现在名家的名作中，久而久之便渐渐成为一种内蕴含丰富的特殊“意象”了。

　　“北窗”意象——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云：“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此后，“北窗”成典，李白《戏赠郑溧阳》云：“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白居易《玩松竹二首》其一云：“吾亦爱吾庐，庐中乐吾道。前松后修竹，偃卧可终老。”其二：“坐爱前檐前，卧爱北窗北。窗竹多好风，檐松有嘉色。”显见这些都有步陶渊明之咏的意思，是一种用典。而崔颢《卢姬篇》里的“前堂后堂罗袖人，南窗北窗花发春”，其中“南窗北窗”只是一般性的描写，就窗而窗，表现美人卢姬的生活状态，其窗并无没有什么特定内涵。李贺《天上谣》云：“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诗人仰望星空，由现实进入幻象，其后展开“玉宫桂树”、“仙妾采香”的景象，进而跨越时空，使“秦妃卷帘”、“王子吹笙”。秦妃何以卷帘于北窗?应该说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此“北窗”非陶渊明之“北窗”也。

　　“南窗”意象——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因为陶渊明文章的影响，“南窗”也成为典故了。李白《白毫子歌》里“南窗萧飒松声起，凭崖一听清心耳”，杜牧《醉后呈崔大夫》里“溪头正雨归不得，辜负南窗一觉眠”，都是用南窗之典，含有隐逸高蹈的意思。

　　“东窗”意象——此“东窗”在诗中很少有“东窗事发”的意思，一般而言，都是陶渊明的隐逸意趣。陶渊明《停云》诗云：“停云霭霭，时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其“东窗”也是闲适、隐逸之意。王维用其典，表现归隐的选择，《田园乐七首》(其二)：“再见封侯万户，立谈赐璧一双。讵胜耦耕南亩，何如高卧东窗。”李白的《待酒不至》云：“玉壶系青丝，沽酒来何迟。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晚酌东窗下，流莺复在兹。春风与醉客，今日乃相宜。”又李白的《春归终南山松龛旧隐》云：“我来南山阳，事事不异昔。却寻溪中水，还望岩下石。蔷薇缘东窗，女萝绕北壁。别来能几日，草木长数尺。且复命酒樽，独酌陶永夕。”李白二诗中“晚酌东窗下”、“蔷薇缘东窗”之“东窗”，也当是隐逸之趣尚。李白《咏邻女东窗海石榴》云：“鲁女东窗下，海榴世所稀。珊瑚映绿水，未足比光辉。清香随风发，落日好鸟归。愿为东南枝，低举拂罗衣。无由共攀折，引领望金扉。”此中“东窗”似泛泛而言。白居易《栽杉》云：“劲叶森利剑，孤茎挺端标。才高四五尺，势若干青霄。移栽东窗前，爱尔寒不凋。病夫卧相对，日夕闲萧萧。昨为山中树，今为檐下条。虽然遇赏玩，无乃近尘嚣。犹胜涧谷底，埋没随众樵。不见郁郁松，委质山上苗。”诗中“移栽东窗前，爱尔寒不凋”，是因为酷爱此杉，而只是考虑选择一个朝阳的好去处，此“东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象征意义。后来的宋人多用“东窗”，此意象已经具有了约定俗成的涵义了。如北宋理学家程颢有一首著名的《秋日偶成》诗：“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陆游《东窗》诗云：“腊近寒何薄，秋衣著尚宜。年光祈雪见，节物卖灯知。川日初沉後，楼钟欲动时。东窗对儿子，相与细论诗。”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诗亦云：“北砦教回挝鼓远，东禅饭熟打钟频。小童三唤先生起，日满东窗暖似春。”

　　“西窗”意象——此意象前唐运用并不多，陶诗中有“南窗”、“北窗”与“东窗”，就唯独没有“西窗”。杜甫《绝句》的“窗含西岭千秋雪”，理当是临西窗而观吧?白居易诗中倒是多次出现“西窗”的意象，如《对琴酒》云：“西窗明且暖，晚坐卷书帷”;又如《禁中闻蛩》云：“西窗独暗坐，满耳新蛩声”;再如《听弹古渌水琴曲名》云：“闻君古渌水，使我心和平。欲识慢流意，为听疏泛声。西窗竹阴下，竟日有余清”。诗人西窗独坐，西窗听虫，西窗栖阴，诗中的“西窗”似乎看不出什么爱情的信息，而只是一种审美，表现一种闲趣，作为一种表现高雅韵味的诗歌意象。也就是说，在《夜雨寄北》之前，“西窗”就已被用来作为诗歌意象了，而且含有某种意蕴之指代了，但没有“情爱”化。

　　那么，李商隐诗中的“西窗”就一定是爱情的意象吗?李商隐笔下此“西窗”也许真有什么典实吗?

　　笔者希图获得寄北“西窗”的出典，结果是查阅了我所能够找到的资料，结果是无功而罢。张忠纲主编的《全唐诗大辞典》，是“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又是新近出版的唐诗大全。先看其“词语典故”栏。关于“西窗剪烛”是这样注释的：西窗“语出李商隐《夜雨寄北》”;又说：后以此“指亲友聚谈”。并且，举例明人陈汝元《金莲记·便省》：“待归来细问当年事，有谁念残香冷腻，共话却潦倒西窗剪烛时。”[⑩]此大全中也没有见到李商隐诗中“西窗”的出典，也许西窗也没有什么典实也。但是，因为李商隐此诗脍炙人口，其中“西窗”已成典故，不过，并非爱情的，而倒是友情的。

　　再翻看《全唐诗大辞典》“地名名声”栏。竟然发现没有“西窗”一词，而其与“西”所“关联”的词语却罗举了不少，如西楚、西园、西华、西林、西陵、西秦、西施、西山、西属、西岩、西州、西塞山等等。怎么就是没有“西窗”一词的呢?我们以为有几种可能：一疏忽了，二遗漏了，三回避了。李商隐这么著名的一首诗，这么脍炙人口的一名句，这么一部“大全”的辞典怎么会遗漏呢?这么多唐诗专家倾力而成功的集体成果里，怎么会忽略了“西窗”呢?据我们推测，显然是回避，因为寄北前根本没有西窗的典故，欲加解释，又拿不出绝对权威的意见，不如不说为佳。

　　我们以为，西窗，多含有惆怅的意思，多表现怀思的情绪，也富有诗情画意乃至于禅机。在李商隐之后，不时也有诗人词人将“西窗”作为描写对象，其基本意蕴多定格在懒慵与惆怅的意境上，带有审美感伤的色彩，极少用作“情爱”的意象，如冯延巳的“云岁迎春楼上月，正是西窗，夜凉时节。玉人贪睡坠钗云，粉消香薄风天真”(《忆江南》);欧阳修的“井桐叶落池荷尽，一夜西窗雨不闻”(《宿云梦馆》);苏轼的“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南堂五首》之五);汪藻的“西窗一雨无人见，展尽芭蕉数尺心”(《即事》);杨万里的“平野无山遮落日，西窗红到月来时”(《晚风》);姜夔的“西窗又吹夜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齐天乐》);姜夔的“三茅钟动西窗晓，诗鬓无端又一春。慵对客，缓开门，梅花闲伴老来身”(《鹧鸪天·丁巳元日》);辛弃疾的“身世酒杯中，萬事皆空。古來三五個英雄。雨打風吹何處是，漢殿秦宮。梦入少年丛，歌舞匆匆。老僧夜半误鸣钟，惊起西窗眠不得，卷地西风”(《浪淘沙》);王沂孙的“西窗过雨，怪瑶佩流空，玉筝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齐天乐》);吴文英的“有人添烛西窗，不眠侵晓，笑声转新年莺语”(《祝英台近除夜立春》)等等。再后来，如清代著名收藏大家梁清标的自题蕉林书屋诗也颇著名：“半船坐雨冷潇潇，仿佛江天弄晚潮。人在西窗清似水，最堪听处是芭蕉。”总之，后来的诗人作家关于西窗的描写，西窗看云听雨，西窗夕昏倦鸟，西窗流霞轻风，西窗阴影婆娑，“西窗意象”有一种能够引发特定、或者微妙情感的物象，让人想到生命的短暂，宇宙的无穷，人生的苦痛，分离的无奈。

　　鉴于此，我们的结论是：

　　1、《夜雨寄北》中的“西窗”不一定有什么典故，并非特指爱情。不排除此“西窗”，有一种造境的意味和功效，读来易于生成忧思绵绵的惆怅之情。千百年来诗文中反复出现西窗意象，“西窗”美的内涵和意蕴已经极其丰富：西窗映雪，西窗听雨，西窗满月，西窗遐思，西窗忆昔，西窗梦断，西窗夕照，“西窗”定格成了一种诗化美境。西窗，是窗而非窗，已经成为一种审美符号，成为一种诗禅兼生的化境，成为一种能够唤起人们亲切好感的诗歌语言。

　　2、“西窗剪烛”与其说是与妻子夜话，不如说是与挚友深谈，更加合情合理。夫妻久别，自应细叙于大堂，或者偎依于深闺，何故要去书房剪烛?而且又只是那“巴山夜雨时”的话题诉说呢?“西”在古代，是一个多与客人有关的概念，古人尊称家庭教师为“西宾”“。舍房之西侧房间，或者西窗，为客人所居，为家庭教师所居，书室也多安排在西侧。另，“西窗”之“窗”字，又常常连词为“窗友”、“同窗”等，更可说明《夜雨寄北》用“西窗”所要表现的正是一种会友的内容。

　　3、我们说“西窗”之约，非对妻所言，而是对友而言。既然“西窗”是情爱的意象，那么，诗中必然要有与“西窗”相配合的“私昵”内容。沈德潜对《夜雨寄北》评点说：“此寄闺中之诗，云间唐氏谓私昵之人，诗中有何私昵之意耶?”[11]言下是：既寄私昵之人，即有私昵之意;既无私昵之意，何言寄私昵之人?此质疑也很在情理上。我们从诗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卿卿我我的儿女情长，而是另外一种刻骨铭心、无时或忘的知己知音的深情。

　　要言之，从细读得出结论：《夜雨寄北》并非是寄妻之诗。

　　然而，如果将此诗作为一般性的思友诗来解读，也未免太皮相了点。那么，其所寄之友又为何人呢?

　　疑点之一：所寄何以不署名呢?古人赠诗友人都会署上友人名号，这是礼法规矩，是常识，也是李商隐在诗歌写作中毫不例外而遵守的规则，而此诗却未署名对象。

　　疑点之二：何以“北”代之?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12]擅长且深于典故和象征、暗示的李商隐，其所寄对象用“北”代，肯定有所深意。

　　疑点之三：“巴山夜雨”是否一隐语呢?当下对此诗的解读，无论是寄妻还是寄友的持论者，其“思维”均集中在“可能与不可能”的考据上，多在此诗写作的时间和地点上生成疑点，正说明“巴山夜雨”的暗示性。

　　纪昀评说此诗：“作不尽语，不免有做作态，此诗含蓄不露，却只似一气说完，故为高唱。”[13]即此诗所以为高唱，正是因为它不是浅直明朗写来的。那么，何以不明写呢?笔者以为，主要还不是艺术上的处理，而是情理上的需要，有什么隐情不好出口，有什么欲求不便直说。从寄北诗中所表达的微妙情感看，其投寄万分虔诚，对此寄所抱希望相当深切，并于其中含有期望值极高的期待。那么，其所要“夜话”之“君”是谁呢?

　　笔者推测，诗中之“君”，一为令狐绹，一为温庭筠。李商隐平生与令狐绹多诗交，直接在诗题目上明确署名的就有二十余首。另，与李商隐诗交名列第二的也许是温庭筠。在徐州幕时，温庭筠寄诗云：“寒蛩乍响催机杼，旅雁初来忆弟兄”(《秋日旅舍寄义山李侍御》)。李商隐在四川时，也有三首诗寄赠温。根据笔者的考察，此寄对象，以令狐绹为最合适。结合李商隐的身世经历，以及他与亲友的关系看，我们认为寄给令狐绹的可能性更大，将渴念知遇之心托以相思之情，渴望令狐等掌权者垂询，以改变自己孤处巴山的境遇。因此，此诗是否可以应理解为一首行卷性质的象喻之作呢?可以解读为整体性的象喻，类似于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