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课文分析
贯穿于《离骚》长诗中的“情”，即司马迁所说的“怨”情，更确切地说就是一股忠怨之情。下面是《离骚》课文分析，以供参考。
1、创作背景：
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它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之时，还是流放中。《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即靳尚)的谗害，楚怀王因而疏远了他。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安书》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明显存在着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这首诗本身找证据是好办法。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 “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这并不足信。因为《离骚》后半部分，全是写作者想象中的云游，“济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实有其事。
总之，《史记·屈原列传》的说法是可信的。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时不大忠实于史实，是有可能的。
2、主要内容：
《离骚》是一首伟大的抒情长诗，历来以其可与日月争辉的光芒照耀诗坛。它有着丰富的内容，浪漫的想象，强烈的感情，自成一格的写作手法，思想和艺术上的魅力并重，令无数人为之倾倒。同时，它也是我们了解屈原伟大思想与生平的最重要的历史资料。课文节选的这部分主要叙述作者因洁身自好、坚持正道而受到周围众人的猜疑和造谣中伤，君主也疏远了他，他一方面表明誓死决不就此退缩，和蝇营狗苟的小人们同流合污，一方面设想自己要隐退，同时更加努力培养自己的美好的德行。这部分也是作者最集中表白自己的心志，感情表达最直接、强烈的段落。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现了诗人的极度苦闷、难以排解的心情，为下面情绪的抒发定下了基调。“余虽好修姱以羁兮，……又申之以揽茝”，写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而原因竟是自己太注意修身!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屈原同周围群小之间的尖锐冲突，也可以看到君主不分贤愚忠奸的昏庸。对此，作者坚定地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竞周容以为度”，写群小对自己的诬陷以及周围风气的败坏。“众女”“时俗”两词，说明当时社会环境一团糟，人们的行为没有准则、尺度可言，一味投机取巧，钻营逢迎。面对如此污浊的、看不到希望的环境，作者爆发出痛苦而无奈的浩叹：“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忳”和“郁邑”都是忧愁烦闷的意思，两个词连用，表现了作者忧闷之深。清代朱骥在《离骚辨》中说：“此句无限神情，在‘独’字、‘也’字内，盖大夫遥想从前一片婆心，满腔热血，不意今日到此地位。”这一句是整首诗中最长的诗句，作者似乎将胸中郁积已久的愁闷尽情倾吐出来，震动人心。然而，作者虽然为自己的遭际悲愤万端，却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节操，他声明：“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接下来，“鸷鸟之不群兮，……夫孰异道而相安”，进一步指出自己和群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在对自己之所以不见容于朝廷的原因有了清醒的认识后，“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虽然抑郁难平，但情绪趋向平稳，并坚定地表白自己的信念──“伏清白以死直”。“固前圣之所厚”，表现作者以前贤为榜样，同时它也透露了作者精神力量的重要来源。《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说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离骚》里也称引了不少诗史或传说材料，可见作者对历史很熟悉，前世的明君贤臣就是引导他追求进步政治理想的活生生的例子。
痛定思痛，作者对此前自己的行为产生了怀疑。他后悔当初没有认清形势，选准道路，那么现在赶紧抽身退出还来得及吧!当然，由进到退是要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和斗争的.。“延伫”“步”“止息”等语，让我们看到一位犹疑、彷徨、苦苦思索的诗人形象。“兰皋”“椒丘”的意味，正如唐代吕延济说：“行止依兰椒，不忘芳香以自洁也。”终于，诗人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这一句既含有让步，又带着倔强。只求洁身自好，这是碰壁之后的让步;“复修”“初服”，全然不顾自己获咎之由正是自己太“好修”了，这是不计功利得失的倔强。以下“制芰荷以为衣兮，……芳菲菲其弥章”从各方面写自己衣饰的高洁。作者不惮繁复地描述种种衣饰，意在表明他修身之严。读起来，这几句诗给人无限郑重的感觉。其中，“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和前面的“复路”是相应的。最后，作者再次重申自己“独好修以为常”。“独”字表现出作者认定自己的原则是正确的并甘愿为之付出的自觉态度，带有一点自豪的味道。“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坚信自己，至死不变。
对于这一部分，我们应该把握以下几点：
⑴ 屈原和楚怀王的矛盾。楚怀王贤愚不分，没有主见，轻易听信周围群小的挑拨。有关诗句：“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⑵ 屈原和群臣(主要指楚国旧贵族)的矛盾。群臣妒忌贤才，肆意对屈原造谣中伤;他们投机取巧，毫无原则。有关诗句：“众女嫉余之蛾眉兮，……竞周容以为度。”
⑶ 屈原和楚王、群臣产生矛盾的根源。屈原的“美政”理想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这是导致他在现实中碰壁的根本原因。“举贤授能”就是要任人惟才，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循绳墨而不颇”就是要完善法度，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这极大地触犯了楚国旧贵族的利益。屈原意识到楚国的危险处境，深知楚国只有改革政治，才能富强起来，才能与强秦抗衡。他一心为国家的前途考虑，群臣却只顾自己眼前的利益，这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楚怀王昏庸浅薄，经不起小人挑拨，不能采纳他的主张，疏远了他。
⑷ 屈原的品格与精神。屈原洁身自好，决不与周围群小同流合污，并誓死坚持真理，捍卫理想。有关诗句：“民生各有所乐兮，……岂余心之可惩。”“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亦余心之所善兮，……固前圣之所厚。”
拓展阅读：历史上关于对屈原评价问题的争议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广泛推崇的伟大作家。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屈原无端受到谗邪小人的中伤和昏庸的楚怀王的放逐深表同情。屈原在流放过程中，又目睹了楚国的危难和“民生之多艰”，因而，带着满腔的愤懑投汨罗江自杀。
刘向所编的《楚辞》中收入的《九辩》，王逸认为是屈原弟子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之作。他还认为，宋玉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宋玉甚至幻想怀王看到《招魂》之后，会觉悟起来召回屈原。请看这个宋玉岂不是古今少见的尊师典范?真不理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话剧《屈原》剧本中把宋玉丑化为屈原的叛徒。至于《卜居》和《渔父》，我认为也是屈原的后学悼念屈原之作。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怀南王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后汉的王逸则不满于班固这样的庸俗之见。他盛赞屈原 “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至于梁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宋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是我国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均有重要贡献。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政治家，他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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