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新考
【导读】《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当作于公元753年，其中心在于通过申述自己轻财好施、存交重义、养高忘机以及富有才情种种品行，向时为安州长史的裴宽辩解自己遭受诽谤谗言，蒙受不白之冤的情况，表明自己当年绝不会追随李林甫，陷害裴宽等人;并表示如果裴宽不相信自己所言，将再次进京、弄清事实真相的决心。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新考
李白的《上安州裴长史书》是考定其生平和作品系年的重要资料，由于此文出自李白本人之手，故其所述生平经历比其他任何史料都更具权威性，向来为李白研究者所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成为考证李白生平的坐标系。自清代王琦起，即根据《书》中“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一语，将此《书》定为李白三十岁所作，以李白生于长安元年(七○一年)推算，作年为开元十八年(七三○年)1。尽管后来学者对李白生平研究树诸多新义，而对此《书》之判断与使用却无任何异议。持李白“两入长安”说之学者更以《书》最后所言“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为其“决定离开安陆，到长安去找政治出路”以及一入长安时间即在开元十八年的证明2。
然而，李白此《书》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存在诸多疑点，这是不可否认的。其中最大疑点是一直无法确定所谓“安州裴长史”为何许人。宋代洪迈在《容斋四笔》中即提出疑问并做出解释：“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誉其贵而且贤，名飞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棱威雄雄，下慑群物。予谓白以白衣入翰林，其盖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脱靴于殿上，岂拘拘然怖一州佐者耶?盖时有屈伸，正自不得不尔”云云。又，明代胡应麟《续笔丛》认为文中“本家金陵”乃“万万不通”，因此断为伪作。王琦力驳其说，维持了李白此《书》之著作权。3此外，学者对李白与许氏婚姻年代的推断也基本依赖此《书》。由此可见，《上安州裴长史书》是一篇信息含量非常大却又充满疑问、很值得深入研究的文献，确切弄清其具体含义，对于考察李白生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由于学者对王琦系此书之作年为开元十八年向无疑问，而遍查开元年间在安州任长史之裴姓人物不可得，因此，对《书》中裴长史究竟为何人，一直阙遗。当代学者对与李白交游的诸多人物进行了深入考索，但于此裴长史，一直回避不谈。而解决这一问题正是破解此《书》真实含义的关键。
首先需要突破的是自王琦起将此《书》系于开元十八年这一沿袭已久的看法。此一系年，乃根据《书》中有“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一语，即断定李白作《书》时年龄为三十岁。按，此句为李白在《书》中回顾自己早年生活经历，谓：“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4，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按照王琦的推算方法，则是李白一出生就能“横经籍书，制作不倦”，真是不折不扣的神童了!其实，一个人能够阅读经典，进行创作，至少是在二十岁之后，则“迄于今三十春”不应自其出生时算起，而应加上其尚不能“制作不倦”时的年龄。根据下面的考证，笔者认为，李白上此《书》之年龄在其五十三岁，时为天宝十二载(七五三年)。
再来看《书》中的裴长史。对这位官员，李白《书》中作了充分的描述和颂扬：
伏惟君侯，贵而且贤，鹰扬虎视，齿若编贝，肤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高义重诺，名飞天京，四方诸侯，闻风暗许。倚剑慷慨，气干虹霓。月费千金，日宴群客。出跃骏马，入罗红颜。所在之处，宾朋成市。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声于天壤之间，岂不由重诺好贤，谦以得也?而晚节改操，栖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郧国，时惟清哉。棱威雄雄，下熠群物。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之，造谒无路。今也运会，得趋未尘，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
此节文字殊多“玄机”。《书》中不但称裴长史“名飞天京，四方诸侯，闻风暗许”，而且引征“时人歌”：“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等等，可以想见这样一位人物岂能是一般的“地方官吏”?“屈佐郧国”一语更透露，裴长史是被贬官来到安州的。更重要的是下文“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一语，果若此《书》作于李白三十岁，则李白自二十岁时即已得知裴长史其人并欲与其结交，当时李白尚未出蜀，由何得知裴长史?当时裴某又在何处?皆无可考据。“今也运会，得趋未尘，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云云，则表明李白此时在安州已与裴长史交往多时，且欲向其“一雪心迹”，又隐约透露种种心曲。接下来是：
何图谤詈忽生，众口攒毁，将欲投杼下客，震于严威。然自明无辜，何忧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过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实，罪当其身，则将浴兰沐芳，自屏于烹鲜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窜海，转死沟壑。岂能明目张胆，托书自陈耶!
正如学者普遍认为的，李白上此《书》的目的是为雪谤。细细品味文意，此谤又定与裴长史有关系，否则“若事得其实，罪当其身”云云就是无的放矢。但按照传统解释，三十岁尚偏居安陆，未参与过什么重大政治活动的李白能有什么大“罪”需要如此郑重地为自己开脱呢?这也正是洪迈所诧异的：“盖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脱靴于殿上”的李白，“岂拘拘然怖一州佐者耶?”但李白下面“自屏于烹鲜之地，惟君侯死生”等语，又说得如此严重，显然不是什么小事。所有这些，按照李白开元十八年上书来推断，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此外，此《书》还有诸多疑问难以解释。如“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云云，安旗、薛天纬以为：“白于叙事，多有夸大。此言‘散金三十余万’即一例。……不一年而散金如此之多，无疑言过其实。越二年，再游江夏时，营葬吴指南于鄂城之东，竟至‘乞贷’，何三年之间，贫富相悬乃尔!”5此疑也是因将此《书》系年于开元十八年的结果。实际上，此处所谓“东游维扬”，绝非指开元十五年间事，而是指天宝六年至天宝七年居扬州“狂放不羁”之时。唯有此时，李白才可能“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而且并非夸大，而是纪实6。李白上此《书》，意在雪谤，证明自己的诚意。若此时仍作夸饰不实之语，岂非授人以把柄?李白岂能如此蠢笨!又，《书》中记“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寮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四海明识，具知此谈”一语又岂是李白开元十八年时可以道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