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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漫谈读书

梁实秋 时间:2018-04-10 我要投稿
【www.ruiwen.com - 梁实秋】

  导语:梁实秋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人,他很擅长写作,读他写的文字总让人感到很舒服、很惬意,仿佛天下歌舞升平,一派风雅。

  我们现代人读书真是幸福。

  古者,“著于竹帛谓之书”,竹就是竹简,帛就是缣素。书是稀罕而珍贵的东西。一个人若能垂于竹帛,便可以不朽。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用韧皮贯联竹筒,翻来翻去以至于韧皮都断了,那时候读书多么吃力!

  后来有了纸,有了毛笔,书的制作比较方便,但在印刷之术未行以前,书的流传完全是靠抄写。我们看看唐人写经,以及许多古书的抄本,可以知道一本书得来非易。自从有了印刷术,刻板、活字、石印、影印,乃至于显微胶片,读书的方便无以复加。

  物以稀为贵。但是书究竟不是普通的货物。书是人类的智慧的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价廉未必货色差,畅销未必内容好。书的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精到。宋太宗每天读《太平御览》等书二卷,漏了一天则以后追补,他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这是“开卷有益”一语之由来。《太平御览》采集群书1600余种,分为55门,历代典籍尽萃于是,宋太宗日理万机之暇日览两卷,当然可以说是“开卷有益”。如今我们的书太多了,纵不说粗制滥造,至少是种类繁多,接触的方面甚广。我们读书要有抉择,否则不但无益而且浪费时间。

  那么读什么书呢?这就要看各人的兴趣和需要。

  在学校里,如果能在教师里遇到一两位有学问的,那是最幸运的事,他能适当的指点我们读书的门径。离开学校就只有靠自己了。读书,永远不恨其晚。晚,比永远不读强。有一个原则也许是值得考虑的:作为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有些部书是非读不可的。

  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界的、文法门的,都需要读一些蔚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盲目的读经不可以提倡,意义模糊的所谓“国学”亦不能餍现代人之望。一系列的古书是我们应该以现代眼光去了解的。

  黄山谷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细味其言,觉得似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人,确实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居多。我曾思索,其中因果关系安在?

  何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我想也许是因为读书等于是尚友古人,而且那些古人著书立说必定是一时才俊,与古人游不知不觉受其熏染,终乃收改变气质之功,境界既高,胸襟既广,脸上自然透露出一股清醇爽朗之气,无以名之,名之曰书卷气。

  同时在谈吐上也自然高远不俗。反过来说,人不读书,则所为何事,大概是陷身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缰利锁,五烧六蔽,苦恼烦心,自然面目可憎,焉能语言有味?

  当然,改变气质不一定要靠读书。例如,艺术家就另有一种修为。“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成连言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偕往,至蓬莱山,留伯牙宿,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刺船而去,旬时不返。

  伯牙延望无人,但闻海水洞崩拆之声,山林冥,群鸟悲号,怆然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成,成连刺船迎之而返。伯牙之琴,遂妙天下。”这一段记载,写音乐家之被自然改变气质,虽然神秘,不是不可理解的。禅宗教外别传。根本不立文字,靠了顿悟即能明心见性。这究竟是生有异禀的人之超绝的成就。以我们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

  书,本身就是情趣,可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书,立在架上,放在案头,摆在枕边,无往而不宜。好的版本尤其可喜。我对线装书有一分偏爱。吴稚晖先生曾主张把线装书一律丢在茅厕坑里,这偏激之言令人听了不大舒服。如果一定要丢在茅厕坑里,我丢洋装书,舍不得丢线装书。

  可惜现在线装书很少见了,就像穿长袍的人一样的稀罕。几十年前我搜求杜诗版本,看到古逸丛书影印宋版蔡孟弼《草堂诗笺》,真是爱玩不忍释手,想见原本之版面大,刻字精,其纸张墨色亦均属上选。在校勘上笺注上此书不见得有多少价值,可是这部书本身确是无上的艺术品。

  拓展阅读:梁实秋家教故事

  晚年梁实秋在给女儿文蔷的一封信中说:“孩子长大了,如果一切事都肯坦白地和父母商谈。实在是最好的事。倒不一定是父母的指导就好,是孩子与父母建立互信的关系,这实在是真正的健全的伦理……”另外一封信中说:“×××哭诉儿子不孝顺。头脑落伍。‘孝顺’二字早该弃置不用了。如果孩子态度不好,那是做父母的教养之道有毛病,除了自责,别无话说。周作人说过一句话,‘五伦其实只有朋友一伦而已’。我深以为然。”

  这段话道出了梁实秋的教子之道,即,把孩子当作一个正常的人,当作朋友来对待。此虽非什么惊天哲理,但能以之为原则坚持下来,也不是易事。尤其是梁实秋生活的年代,尚在传统向现代过渡阶段,不将孩子看作私有财产已是先知先觉,走在了前面。

  梁实秋本有三女一子,其中二女早天,剩下大女儿文茜、儿子文骐、小女儿文蔷。在儿女们的记忆里,梁实秋是一个慈父,而不是严父。他喜欢讲故事,儿女们很爱听,每天晚上都要凑到他的卧室里来缠着他讲故事。他常常即兴发挥,妙趣横生,把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说到伤悲处,孩子们也会潸然泪下。一次,他讲一个孩子走丢了,找不到妈妈了。文蔷哭起来。梁实秋的妻子就责骂他总把孩子逗哭,于是梁实秋接着讲,后来有人在那孩子的额头上贴了一张邮票,把他寄回了家,文蔷才破涕为笑。听故事过程中,孩子们有时困极了,蜷缩在他的身边睡过去。粱实秋轻轻地把他们抱回床,给他们盖好被子,舔犊之情殷殷至深。

  梁实秋夫妇不对孩子声色俱厉,他们采取以身作则,无为而治的办法。文蔷初中时留级,自己感觉很惭愧,但梁实秋只是叹了口气,并没责备她。文蔷回忆,当时只感到侥幸,日后才悟出父母对自己的慈爱、体贴和谅解。

  1949年后,文茜和文骐因为要继续上学,留在了北京,小女儿文蔷则跟父母来到了台湾。对身边惟一的女儿,在性教育方面基本上是缺乏的。其实这也是该时代的总体特征。文蔷小时问的有关性的问题,都没得到回答。后来渐渐悟出这是不能提的事。因此,到了十二三岁仍糊里糊涂,不懂人事。等到她上了大学,有一天回家,看到客厅茶几上放着一本有关生理卫生的杂志。她很奇怪,因为这种杂志是从来不进家门的,哪儿来的呢?她好奇地拿起来翻阅。一看,恍然大悟,里面有男女生殖器官的基本知识。文蔷看完后也不作声。过了几天,家中又出现一本,是第二期。这时她才明白,这是父母有计划的预谋,要给她一些必要的知识。这种神秘的杂志出现了几次之后,叉神秘地在家中消失。于是她的性教育也就圆满结束了。文蔷说,这种教法虽然不够理想,但是妈妈爸爸居然想到了,尽力而为了,已是不易。

  不过,作为慈父的梁实秋也有极少的暴力的时候。在文蔷记忆中,有一年冬天大清早,她不肯穿裤子就要到院子里去玩儿,谁劝也不听。父亲火起,把她抓起来,猛扔到一大堆棉被上;然后再抓起来,再扔,把她扔得头昏眼花。棉被很软,摔上去一点也不疼,但是父亲的盛怒和暴力却让文蔷难忘。她说自此以后。她就学会了穿了裤子才能出门。这听起来有点好笑。我们当然不提倡父母对孩子使用暴力,但若辨证地看,似乎也有其事半功倍的一面。

  大女儿文茜也有类似的经历。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天梁实秋正在午睡,文茜一个人在楼下客厅里描红模子练字。她低头看到墨极黑,抬头看墙很白,幼稚的她就想,如果在白白的墙上涂一个黑黑的十字,一定很好看。于是,她端起小凳子,站上去画了个十字,黑白分明,十分耀眼。正在独自欣赏的时候,梁实秋午睡后从楼上走下来,看到涂黑的墙,勃然大怒,打了女儿几杖,并令她罚跪不起。文茜吓哭了,哭了半天也没人理她,直到跪地沉沉睡去。后来,还是外婆替她把黑十字刮去,此事才作罢。文茜说,自己一辈子始终不敢在墙上题××到此一游的墨迹,“看到别人乱涂,也会下意识地想到父亲的竹手杖。此之谓家教。”她对父亲的责打没有怨言,甚或还有感激。

  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只要因人施教,把孩子引上正途,这种家教就应该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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