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季羡林
近见报载，季羡林已将他的藏书及文物尽赠与北大图书馆。
细思，心中不能平静。遂打电话过去问候。我说，书都捐了，季老每天干什么呀?他不会养花玩鸟，又不串门逛街。
原来，季老因担心后事混乱，尤怕珍贵的书籍文物流失国外，故先办理捐赠。
东西登记入册，并公证之后，季羡林长舒一口气，说：“这屋子里的一张纸，都是北大的了。“
于是，又打“借条“借自己的书，常用的资料还留在屋里，每天仍是看与写，继续”煎首年年复月月“。
我当时就在电话中讲了一句不合宜的实话：“为国捐躯“。
是的，这位垂暮老人，已接近心愿的完成。他的青春，爱情，一生心血，所思所为，尽献于我轩辕，犹唯恐有片纸寸书的遗漏。
这点点滴滴，又尽入我心目中。令我遥慕。
一个人存在于另一个人的心目中，这是在人际，浮名及“私交“之外，须要有一个仗剑独立的形象的。
须要有可以昭示的警醒，回味如兰的情怀，以及那山水一般，不会厌倦的魅力。
青年时代，季羡林曾是著名的清华“三剑客“之一。而到了晚年，他的"剑"仍然没有收回鞘。历经磨砺，愈加峥峥。这是一个烈士的暮年，这是一位仍可以去为正义受辱，独特立行，拒不出违心之言的历史见证人。
在一场突然的风暴面前，他无趋利避害之意，反有自请为"阶下囚"之举。他欲为后生遮风雨，不惜老枝铁骨伴残荷。他独执一旗，那不同于凡响的情操和言止，那些往事，件件是我亲历亲知。过去岁月的惊涛骇浪，已如石刻一样，不能磨灭。
在我看，季老已为下一个世纪作出了铺垫。随着历史的前进，这位老人的名字还会“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因为他为“未来”付出过，当属于“天下”与“千秋”。
昔日“阶下囚”也罢，今天座上客也罢，季羡林就是季羡林。好像见不见面，都在心目中了。
接近季羡林，给人的感觉，从内到外都是肃然的。他思维纵横，而出语认真、细致，属学者风范。我是个信口开河的人，多年来却从无拘束，仿佛小鸟在树荫下面，更吱喳得有劲。因为在他的肃然之下，另有一种慈爱与宽容，甚至迁就。
今年盛夏见季老，他在谈话中说到，他最佩服鲁迅的一点是：从不批评年轻人。还有一个懂得爱惜青年的，邹韬奋，他也是季羡林的老师。
他曾几次提起胡适的为人和贡献，说对其人的很多评价都是不公的。到台湾，他专程去谒胡适之墓。季老撰文为胡适辩解，是“尊师”与“重道”俱在其中的。
他对我讲过一件往事。当年，为老师陈寅恪冬无取暖费，欲卖藏书，但流失在外却可惜。季羡林便去见北大校长胡适。
胡适说：“陈先生的问题一定要解决。陈先生需要多少钱?”季羡林说：“两千大洋够了。”胡适便叫季乘他的专车去陈家，将那些藏书拉到北大图书馆。陈先生作学问照样可以取用。这年过冬，也就有了取暖的钱。
有其师及其校长，则有其弟子。季老今冬捐书北大，又让我想起前幕。
我的父母亲喜读季老那朴素的文章。季老在文中说，世界各国的语言中，只有中国是将“师”与“恩”联在一起的。父亲曾用红笔勾起这一段。又拿出《清华文丛》，上有季老曾为陈寅恪先生诗词题辞，“弟子季羡林敬题”，恭敬之至。
季老亦对我说过，陈寅恪先生出自于中国唯一三代人进入《辞海》的学术世家。学问是不必说的了，其家“三世爱国”的历史，这一点，令他这个作为弟子的深以为荣幸。
从季老那儿，可以走进一条长河。他的历史，是与中国文化的命运史紧相联的，他心中的灯台始终没有熄灭过。
我以为，正是这种在伟大的中华文化传统面前，永为“弟子”的虔敬之心，使季羡林能够走出“牛棚”，省视自我，荡涤胸襟，复归本色，获得人格与学术的丰满。丰厚的华夏文化底蕴，使季羡林不迷失于五色，其所言，掷地有声，可作警钟长鸣。
在国家元首级的人物面前，季羡林为中国知识分子道出"价廉物美"的心声，在一片颂歌声中，他却说：“现在重工轻理更轻文，后患无穷。”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这是季羡林对人家溢美之辞的反应。
有人问：“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副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副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说’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把这概念搞清楚。”
他认为，大概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我所认识的季羡林，从不以所谓“正统”自居。任何异想天开的问题与飞来神思，都可以与他探讨。我曾有许多稚嫩的感觉，在先生那里找到了学术的支持。
每次去，无论我说得多么热闹，他总是语重心长地最后来一句：“你一定要写东西。”仿佛在招我归来，令我深感自己有“文债”须偿。
几回我在朗润园见到的季羡林，都有小猫偎在他的身旁，有时还爬到他的头顶，先生就一动也不动地让它爬。他的儿孙在国外，女儿与老伴相继过世。人非草木，岂不孤寂?其实，先生孤寂，早非一日。多年前我还在海南的时候，先生送过我一本《留德十年》。我知道了他的往昔。
当季羡林青春少俊，留学欧洲时，在二战中的德国，房东的`女儿，一位美丽深情的少女迈娅，对其独怀钟情。他们曾朝夕相处，彼此难忘。
本来，季羡林的老师陈寅恪，已为他在剑桥大学介绍了职业，如果选择弃国抛家之路，他会过上温馨的生活。但当季羡林回到国内，看到国家是这么凋敝贫病;而回到山东老家，看到养父母俱已残烛。那位包办婚姻的发妻，一个人带着孩子们，一面侍奉老人，在苦苦地盼他归来。
季羡林遂知道他的责任与命运，就是挑起这一副“中国人的担子”。他决定留下，将自己献出。就这样，青灯黄卷，芸芸校园，再加上“牛棚杂忆”，成了季羡林选择的一生。
在我看，他是无怨无悔的。事实上，他还在把这样的信念继续传递。
人们都说季老对我独厚。有好几次，我没有选择"跑掉"的道路，在重逢中便深得他的欣慰。爱情，对于思考者，不能作为一种最终的选择。苦难，只说明这是你的土地。“虽九死而不悔”，在这一点上，算与季老有一种宿命之缘吧?
在季老现在的客厅里，有一位风姿婷婷的金发女郎，与一个老态龙钟的德国老妇，两张照片就这么并列着。“谁解其中味?”
有热心的人，在德国找到了八十高龄的迈娅女士，她还保存着青年季羡林用过的打字机和桌椅。当年，她曾帮季打过论文，两人就在这桌前一同工作。
迈娅说，他们也曾一起散步和看电影，但季羡林从来没有向她示爱，只是她知道季心里对她很好。迈娅说，季羡林是那些中国留学生中最老实的人。
翻开季羡林那时的日记，上面记着他对迈娅的深情。他写道，自己是一个有妇之夫，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即使只是想，也是对迈娅的亵渎。
那位异国少女后来终身未嫁。现在她已行动不便，只是在窗前眺望了。但好在他们又知道了彼此的情况，并在照片上重逢对方。
东方一隅，就这样承负着西方一窗的情意与歉疚。也许，只能用纯洁的人格与永恒的心意，来弥补这种空缺。这正是季羡林让迈娅难以忘怀的原因吧?
世人只见到光环中的先生，季羡林亦有从不诉苦的性格。
就说有那么多的稿费吧，可他的生活从来是老样子，都市里的乡下人。窄木床，棉絮上覆布单。一身蓝色中山装，无任何嗜好。嗜好就是看书写东西。
除了追求新的思想与信息，对于季羡林，没有什么“时尚”。甚至，为他买衣服时，要告诉他，这是“处理货”，廉价的，农民穿的，他才会欣然接受。而要他喝牛奶，也要费工夫，他说，我不喝牛奶也活了七十多岁。其他“名人”们是怎样活的，跟他无关。吃饭掉在桌上的饭粒，他会拣起来搁在嘴里。
他没有养尊处优的心态。一位思想的巨子和生活中的平民。其实，人生本来就是平淡的。能有一点闪光，不要变成通体金光。季羡林的活法，虽然过于苦索，古老，但是不含腐败的气息，反有点宗教似的清谧。
季羡林的世界是一个感知的世界。少成孤儿，青年飘泊，中年沉溺于学海和被迫虚度于“运动”之类，晚年思索于古今。他曾是最年轻的北大一系之主任，兹后，又任北大副校长。“如履薄冰”般的人生关隘，密布于平民出身的季羡林的道路上。令他严谨之中更求严谨，发展完成了一种内向的气质。
他的一生，是这样单调和丰富。他的业务成就，是用他的一生孤寂，自我收敛换来的。有时一天到晚来人，不能写作，到晚上他便沉默不语，对自己不满意。
一个留学十二年的博士，却将自己的一切生之欲望压缩到几乎为零。从这种严酷性说，季羡林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他在这不可选择中所作的选择即是：唯保存自己的学术与正直品格。
叹今朝，门庭若市，来往人如潮，谁能证平生?
鲜花美酒中的季羡林，仍然是不苟言笑，肃然自我的。
那年冬天，我来北大正赶上季老的米寿。“米寿”的意思，取汉字“拆字”之意，即“八十八”岁高寿。得米望茶，下面"茶寿"，也是拆一个“茶”字的划数。这两个字，除了好拆，更有好意。米和茶，都是中国人的食与饮。都是厚道敦实的天赐之物，颇有祥和之气。
操办者是出版社，正给季老出完《文集》 27本，恰含有“著作等身”之意。会上，季老自己说是：“出齐了”，没说是“出全了”。因为，他非得“自选”，不满意的他自己丢了许多。
参与者有文坛学界的高层人士，学生与记者。四壁并悬挂了名人字画，赞先生有着为天下称道的德才。祝寿者都是真情。有位学人将先生喻为“一盏明灯”，有位女记者激动地说，先生在她的心中是“红太阳”。
最后季老致言，他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发烧，脸发红，心在跳。我听见大家说的话，你们不是在说我，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我不是那样的，当然，我在争取做成那样的。我只是一个研究东方文化的人，各方面常识很浅陋。文笔不如作家，学问也不是很深厚。我只是尽我所能而已。”
众无言。无人能令此老自失也。唯壁上一位先生老友赠画的墨荷，仿佛愈鲜活起来。我坐在窗槛旁。虽不近高台尊荣，却可眺全厅风光。本意不是来听祝辞，亦不在乎酒宴。只觉如入芝兰之室，温馨满冬日。
就在这年冬天，季老和北大的前辈们闻知我的来意，俱对我说：“你来做《西南联大》这个事，很合适。”有了这个“合适”作支持，也为了报偿这个“合适”，从那个“米寿”开始，我踏上了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的艰辛之途。
“宠辱不惊”，可付与斯人。
“季羡林”这三字，现在是比较火爆了。用他自嘲的话是：“走俏”。但真正知道先生为人的，并不多。盛名之下，难免误传。有时听来，令人恼火。先生倒淡然。
世俗为“弘扬”文化，制造光环加于季羡林，这是不能让先生负责的。
季羡林自己是这样说的：
“什么‘大师’，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要说是个东方学者，我完全承认。什么是‘国学大师’?先把这概念弄清楚了。
有人说我是‘作家’，我哪够得上是作家。‘作家’这个名字是非常高尚和神圣的。我是滥竽充数。我最多够上个‘票友’。”
晚境中的季羡林，一直坚持生活自理。这是一位老人的尊严。但这常常令照顾他的人们作难。不知是儒家风范还是绅士态度，有时，即使是比他的女儿还小的我，走进他午睡的客厅，他也要立即从沙发上坐起来，正襟危坐。
我能理解他。这种倔犟亦酷似我的父亲。季羡林永远是强者。岁暮衰年不能夺其志，更不能有损他的内心骄傲。永远是平民作风的他，不需要人恭维亦不需要人怜悯。他将自尊地走完自己的路。
有时，我觉得他有点“入定”的意思，大概是先生研究印度佛教与禅有心得，视荣辱为过路风雨。一次人家丢失了他的一幅名画收藏，先生也只说了句：“身外之物。”
他将珍贵的真情贮存于深心之海，从不轻易释放。面对海外归来的孙子及重孙儿，也没有如世人的痴狂显露。但亲人一离去，他即写出了激情的想念文章。
在我感觉，季羡林一直是一个激情与细腻的极富人性的人。他本应该有更加幸福与快乐的人生。即使时代将他挤压成一个专注的学者，他的天性仍然深存。
有时，会联想到那位性格怪僻的乐圣贝多芬，在他那眉头紧锁的严峻下面，却奏响了《欢乐颂》这样春风浩荡的音乐。谁能知道，在季羡林的不苟言笑中，有一片爱的海洋呢?我并不想将他圣化，只是讲感情的特殊规律。季羡林属于特殊类。
对于季羡林和所有的人们，最重要的并不是光环和浮名，而是理解与温润。这二年来先生频频返回山东，与母校与老同学相聚。愿故土温润他的苍凉之心。
我常想对先生说一句，我以今生能结识先生，有此良师益友为幸。他是不要我题“弟子”的，他给我的留字总是称我为：“小友”。然而在人格的品位上，他永远是我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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