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的启蒙：原形文化与诗性新民
回溯百年红学史，1904年王国维发表了中国第一部《红楼梦》专论《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哲学分析了《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将其列为可与《浮士德》媲美的世界悲剧。对《红楼梦》的悲剧阐发才是百年红学的起点，却没有得到那个时代的回应，红学迅即偏转向了政法启蒙与历史考据的经世理性，经历了启蒙(排满革命、民权民主)-自传-启蒙(阶级斗争)-启蒙与自传合流的百年沧桑。或者现在，是时候回到王国维以自沉来捍卫的人文精神了。
二十世纪末，作家李劼发出了回到王国维的呼吁，《红楼梦》是属于“哲学的、宇宙的和文学的”，而不是属于“政治的、国民的和历史的”72，《红楼梦》应当告别经世理性，回到《山海经》时代淳朴先民的童心，回到未被循环往复的王霸历史污染的人文精神：
所谓中国历史，就其文化意味而言，可简明扼要地划分为《红楼梦》之前的历史和《红楼梦》之后的历史。所谓之前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资治通鉴》的历史，是《三国演义》的历史;所谓之后的历史，则是大背于吾国吾民之传统的历史(此乃借用王国维所说)，或者于破败之中寻求新的生机的历史。《红楼梦》的问世，既标记着对以往历史的颠覆，又标记着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作为一个旷古的文化灵魂，她照亮了昔日的兴衰;作为一则《城堡》式的寓言，她启示了未来的存在。……如果说过去的历史是暴力和道德、王道和霸道、王权和草莽、权术和养生术之狼狈为奸的历史，那么《红楼梦》以后的历史，其文化意味则在于上述阴阳结构的全然解体。这与其说是历史的逻辑，不如说是文化的命运。73
李劼的呼吁得到了回应，文学界开始了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的重新审视，从文化层面批判《水浒传》、《三国演义》的评论也开始在大众文化中引起反响，741998年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之后，新时代的观众纷纷表达了对其中残暴精神的不理解。21世纪初，1980年代中国新启蒙的代表人之一刘再复怀着赤子一般的童心，以古稀之年笔耕不辍，推出了《红楼四书》75和《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五部巨著，试图将红学导向真正人文意义的精神启蒙。
刘再复的红学研究呈现出红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宏大视野，在他的阐释中，《红楼梦》的思想价值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它“居于人类审美创造乃至整个精神价值创造的最高水平线，它既反映中华民族的灵魂高度，又反映人类灵魂的高度”，76“是一部无真无假(‘假作真来真亦假’)、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因无果，因此也是无边无际(没有时空边界)的艺术大自在”，77是“人类文学世界的极品”，一部作为哲学与文化集大成者的“超小说”。78 可以看出，刘再复明显表示出了要借《红楼梦》来参与普世价值创造、实现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用心，中国的思想启蒙不应仅仅是对西方各色意识形态的回应，中国人可以让自己的文化价值得到普世认同。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回归大国气象、走向民主法治的大转型之际，刘再复的红学启蒙能否为红学和启蒙都开辟全新的起点呢?
(一)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
刘再复借用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伪形”概念，自创出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的概念，认为《红楼梦》代表了中国的原形文化，《水浒》、《三国》则是中国的伪形文化。《红楼梦》代表真正的“人”的文化，其中的核心是对人本身价值的无条件尊重，是崇尚天真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天堂之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则是“非人”的文化，是人任人杀戮的文化，是崇尚粗暴凶狠、心术权术与阴谋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地狱之门”。
斯宾格勒的“伪形”概念受到了地质学中“假晶”(台译本译作伪形)概念的启发。岩层中原有矿石的结晶体被水渗冲刷出去，渐渐只留下结晶体的空壳。后来火山爆发，熔岩流注到空壳中，凝聚、结晶直至填满原先结晶体留下的空壳，就形成了内部结构和外部形状相抵触的结晶体，明明是某一种岩石，却表现出另一种岩石的外观，地质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假晶现象(Pseudomorphosis)。文化交融是文明进程中的常态，斯宾格勒用“伪形”这个概念生动描述了两种文化的复杂交错：
所谓“历史的伪形”，即是指在阿拉伯文化尚未成形时，由于古典文明的对外扩张，武力占领，以致整个被古典文明覆压于上，不能正常地发展，故而其文化型态与宗教生命，皆一时被扭曲而扼抑，但古典文明其实已经血尽精枯，只剩下一个空壳，故而一旦阿拉伯文化在重荷之下脱颖而出，其基督教便立刻征服了整个的希腊世界。这同时也完满解释了伊兰教，何以能以一个沙漠中的小派，倏忽兴起，如飙风骤雨，席卷了偌大的领域。79
斯宾格勒通过对阿拉伯、晚期罗马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解体时期历史的考察，说明武力征服的胜利虽然带来文化的伪形和表面繁荣，但并不能摧毁原有文化的母体，被污染的原有文化会在压制中积蓄力量，重新迸发生机。无独有偶，斯宾格勒是一个进化论的信徒，他用生命有机体的隐喻来阐释文明的兴衰。刘再复选择斯宾格勒的哲学概括来重辟新启蒙的道路，竟和新民说、新文化运动的进化论背景有着惊人的相似。他推演了斯宾格勒的“伪形”说，提出了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一对概念：
笼统地讲四部古典名著，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上说，其错误是没有分清一个民族的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本书要郑重地说明：四部典籍中的《红楼梦》与《西游记》属原形文化;而《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则属于伪形文化。原形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原质原汁文化，即其民族的本真本然文化;伪形文化则是指丧失本真的已经变形变性变质的文化。每种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历史风浪颠簸中都可能发生蜕变，考察文化时自然应当正视这一现象。80
所不同于斯宾格勒的是，斯氏认为文化伪形往往在外来文化侵入时形成，刘再复则认为中国历史上两次大的外来文化冲击——佛教传入和西学传入，都没有形成明显的文化伪形。佛教演变为禅宗后，已经被中国化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西学传入会否形成伪形，至少现在还没有明显的痕迹。但是民族内部因政治和战争造成的沧桑困难，也会造成文化伪形。81确切地说，斯宾格勒主张的是“外生文化伪形”，刘再复提出的则是“内生文化伪形”。
什么才应代表中国文化的方向呢?“《山海经》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原形，它虽然不是历史(属神话)，却是中华民族最本真、最本然的历史。它是中国真正的原形文化，而且是原形的中国英雄文化。”82《山海经》中的英雄女娲、精卫、夸父、刑天等等，都是非常单纯、毫无功利算计、不知功名利禄、只求开天辟地造福人类、无私无畏、勇于探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是建设性的英雄，完全不同于《水浒》、《三国》中破坏性的英雄。他们虽然都失败了，但为中华民族缔造了一个健康的童年，也是中国文化应该扫清伪形勇敢回归的原点。历史要在循环往复的螺旋中不断上升，回到这个健康的原点，中国文化才有继续进化的可能，《红楼梦》就是经历数千年文化伪形之后、回到健康原点的新起点。
我们说《红楼梦》是中国的原形文化，不仅因为这部小说一开篇就紧连着《山海经》(故事从女娲补天说起，主人公乃是女娲淘汰的石头)，而且因为《红楼梦》中的主人公和他心爱的诸好，以及浸透于全书的精神，都是《山海经》的精神与赤子情怀，都远离《山海经》之后的泥浊世界，特别是巧取豪夺的世界。贾宝玉这个人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用他的天真挑战着一个庞大的泥浊世界，与夸父、精卫一样呆傻。《山海经》所呈现的中国原形文化精神是热爱“人”、造福人的文化精神，是婴儿般的具有质朴内心的精神，《红楼梦》连接、呈现并丰富化了的正是这种精神。83
以神话代叙事，是文学评论中诗学方法的回归。在刘再复的原形文化概念中洋溢着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这同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叙事有了适度的间离，然而它又是从这种先验唯心论的进化论历史哲学中脱始而出的。张灏指出的五四运动的两歧性——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歧，84在刘再复的文化哲学中仍然挥之不去。从《山海经》到《水浒》、《三国》再到《红楼梦》，他在缔造一个黑格尔式的历史进化图示：正题(《山海经》，建设)—反题(《水浒》、《三国》，破坏)—合题(《红楼梦》，重创)，但却没有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结合。《山海经》的神话中同样洋溢着鲜血和暴力，虽然不像《水浒》、《三国》写得那样生动，85如果说《山海经》中确实存在着建设性的英雄，在贾宝玉身上除了童心之外，却很难看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勇于探险造福人类的建设性精神，为什么在这样的终点不能看到悲凉的退化而是如此乐观的进步呢?这种热情洋溢的对进化的期待，是不是也存在同王国维阐释的超验悲剧精神的冲突呢?把《山海经》浪漫化为一个建设性的英雄史诗，一个处处洋溢着本真的人类德性的伦理高峰，是在实现从审美价值向伦理价值的奇异转换，于是，刘再复借红学和双典阐发的人文精神起始就残留着对经世理性的恋恋不舍。
历史难以寻觅起点，文化的流变，从来都是复杂的分支和内外交融合力作用的进程。在《山海经》之前，古先民或者创造了意蕴更为玄远的伟大文化，只是已经被破坏性的英雄灭绝了，他们在破坏的同时，又建设了自《山海经》始的新文化，而这部古老的神话中，或者还留下了古先民玄远文化的很多奥义，只是已被新的语言改写了。《山海经》之后，中国文化迄于先秦就衍生出蔚为大观的众多分支，其中的每一支，较之同时代西人的任何一种哲思都不为逊色，然而它们很多都失传了，就像《红楼梦》的后三十回真本一样。从《山海经》至《水浒》、《三国》再至《红楼梦》，与其说是原形—伪形—新原形的历史进化，不如说是自然选择与制度变迁合力塑造下文化分流的自然进程，原来就不存在孰真孰伪。
(二)情感宗教与诗性新民
冯友兰曾经指出，清末康梁肇始的维新变法实质是立教改制运动，“西洋人有教，何以中国无之?岂中国为无教之国乎?”86于是自西汉后沉寂两千年的今文经学，遂在康氏之手重新阐发以立孔教。直到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这场立教运动宣告失败。佛教在西汉时就已传入中国，唐宋以后禅宗兴起引庄入佛，佛教就被中国化了。中国的士大夫对于佛教始终有抵触心理，因为佛教的出世态度与儒家经义和宗法制度都难以相容。宋明以后理学兴起改革儒学，受到了禅宗的影响，但总体乃是儒家哲学对佛教的一种应对。佛教虽然在中国繁盛至今，却一直不能得到知识界的有力支持。
刘再复对于《红楼梦》的释读中纠缠着两条主线：一是来自五四新文化的经世理性和启蒙关怀，一是来自禅宗的破一切执、色空观和不二法门的宗教观照，但却没有找到将这二者有机统合的`结点。他表示了对佛教尤其是禅宗的情有独钟，认为蔡元培、胡适、周汝昌、俞平伯研究红学都是使用考证的方法，而他的“红楼四书”采用的是禅宗悟证的方法，确切地说是心灵悟证。87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悟书，第1回空空道人所说的“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就是对佛教宇宙论的发展，其中在色、空之外出现了“情”的中介。从“情”入手，刘再复明确提出，曹雪芹创立了一种第三宗教，“一种非典型的另一形态的宗教”，88一种“有信仰、有崇拜、有博大情怀与博大境界，但没有神的赐福与许诺的宗教”，一种情感的宗教。89在他看来，慧能以后的禅宗，就是一种涤尽宗教狂热、神灵偶像、神灵启示和神灵救赎，但却存留了佛教博大情怀与博大境界、存留了佛性信仰和佛性本源、存留了启迪个体生命自明自救的神秘意识的第三宗教，《红楼梦》则是这种第三宗教的文学表现，“《红楼梦》的‘创教’其实是禅的文学化、审美化、深广化，然后自成一种以女儿为偶像、以情感为本体的意味( 感悟) 体系”。90而“爱博而心劳”(鲁迅语)的贾宝玉就是这种第三宗教的先知：
贾宝玉满身佛性，不仅是性情中人，而且是性灵中人。他的性灵，不是小性灵，而是大性灵。性灵小则表现为聪慧灵气，大则表现为与天地相融，与万物同心的浩然之气、齐物之气、大慈悲之气。《红楼梦》的性情、性灵都呈现为一种精神气象，领悟《红楼梦》就要领悟出这种看不见的但可以意会到的大气象。贾宝玉身上就有这种气象，所以我把他视为准释迦、准基督。91
贾宝玉的身上集合了佛家慈悲精神所能体现的一切优良品质，贾府里唯有他能发现女儿国的诗性生命，能真正尊重女性的生命本真价值，并与她们同悲欢共歌哭，他还无差别地爱一切人：
他有一颗与林黛玉的心灵相通相知的大诗心，……这颗诗心爱一切人，包容一切人，宽恕一切人。他不仅爱那些诗化的少女生命，也包容那些非诗、反诗的生命，尊重他们的生活权利，包括薛蟠、贾环，他也不把他们视为异类。……贾宝玉心里没有敌人，没有仇人，也没有坏人，他不仅没有敌我界线，没有等级界线，没有门第界线，没有尊卑界线，没有贫富界线，甚至也没有雅俗界线。这是一颗真正齐物的平常之心，一颗天然确认人格平等的大爱之心，一颗拒绝仇恨、拒绝猜忌、拒绝世故的神性之心。……贾宝玉的大诗心，正是这样一种大包容、大悲悯、大关怀的基督之心，也是一种无分别(把人刻意分类的权力操作)、无内外、无功利的菩萨之心。92
刘再复要创立在禅宗中加入“情感”中介的《红楼梦》宗教，他没有像俞平伯那样把“色空”意象中的“色”理解为色欲之色，让“色空”回到了佛教教义的本来面目，93然而他加入的这个“情感”中介如果仅仅表征以女儿为偶像的“情感”，则显然不足以彰显《红楼梦》作为宗教的天地境界和宇宙境界。在这一点上，他的情感宗教同样暴露出了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歧，即用理性的态度来创立一种感性的宗教。刘再复的好友李泽厚在他近年的哲学反思中再三申说“情本体”的概念，这种强调情感的本体论哲学显然是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逆向的，但在这个概念中，李泽厚寄托了对中国文化的希望，中国文化不是罪感文化，而是乐感文化，这种文化“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它的最高境界是“人与整个宇宙自然合一，即所谓尽性知天、穷神达化，从而达到最大快乐的人生极致。”94作为“乐感文化”基础的情本体，表现为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珍惜，“对普通的日常生活的珍惜、眷恋、感伤和了悟”。95不管情本体在哲学上成立与否，它都真正体现一种天地境界。刘再复没有选择“情本体”而是更为狭义的“情”来创立他的情感宗教，或者是因为“情本体”所由之溯源的“乐感文化”与《红楼梦》的悲剧精神相悖，但这种狭义的选择显然也不能与禅宗哲学的宇宙视角相称。
刘再复真诚的创教意图深层，是和李泽厚一样的借中国文化创造普世价值的愿望，尽管他的创教言说很多夸大矫饰之词，很多空疏和脱离文本的过度阐释，这种视角都是中国红学研究中前所未有的大视野。《红楼梦》一直是专属于中国人的文学，《红楼梦》中纯粹中国语言的不可翻译性，本身就彰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深层的不可通约性。如果借助宗教的中介，借助同基督教神秘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存在主义哲学、荒谬哲学的比较研究，《红楼梦》代表的中国文化才有更多可能走向世界，成为人类世界性价值的一部分。《红楼梦》的情感宗教世界中存在众多诗性的生命，那是真正属于中国的诗性生命，他们的归宿却都属于彼岸世界，曹雪芹从这些生命的毁灭中体悟到了至深的悲剧精神，那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属于宇宙的生命悲剧：
《红楼梦》的哲学意味正是，人类的诗意生命应当生活在泥浊世界的彼岸，不要落入巧取豪夺的深渊之中。人生只是到人间走一遭的瞬间，最高的诗意应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如林黛玉、晴雯、鸳鸯、尤三姐等，返回宇宙深处的故乡时，不带地球上的浊泥与尘埃，依然是一片身心的明净与明丽，依然是赤子的生命本真状态。《红楼梦》之所以是最深刻、最动人的悲剧，正是因为它是这样一曲悲绝千古的诗意生命的挽歌。96
然而，为什么这属于天地境界的情感宗教和诗性悲剧还是要回到百年前的五四?为什么刘再复的新启蒙就不能彻底告别此岸世界的经世理性?
(三)翻转的五四与重创的历史
刘再复在对他早年五四研究的回顾中，提出五四不同于西方的启蒙运动，五四是“病理学启蒙”，“是用病理学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和历史。它看到的是现实社会和传统文化的病态。坏的方面看的很透，以至于看到中国已病入膏肓”，97就选择激烈的反传统来疗治这种病态。十八世纪西方的启蒙运动则是“生理学启蒙”，“因为它重在建设、建构，出现了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思想家和创造者。”98他感慨西方启蒙惊人的创造性，而中国五四却远远没有创造出可以取代旧传统的新传统，《红楼梦》代表的旧传统仍然屹立至今。在他看来，五四的失败在于没有树立正确的批判对象和正面旗帜：
区分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之后，想起了我所崇敬的著名诗人作家聂绀弩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假设。…他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是高举《红楼梦》的旗帜就好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点是批判的──批判非人的社会与非人的文化，但是，缺乏正面的旗帜(只好把尼采、易卜生等当旗帜)。…… “五四”高举人的旗帜，以空前的力度揭露中国标榜仁义道德的旧文化乃是吃人的文化，但是，“五四”的思想先锋忘记了，自己的文化系统中却有一部高举“人”的旗帜的大书，可以作为正面的旗帜和参照系，这就是《红楼梦》。……把《红楼梦》这部人书作为“五四”的正面旗帜，这是聂绀弩的假设。被他的假设所启发，我则做了第二假设：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把孔夫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而是把《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作为主要批判对象就好了。 99
这个翻转的五四或者是要变“病理学启蒙”为“病理学与生理学结合的启蒙”，《水浒》和《三国》才是中国社会真正的病理，代表了中国人不健康的集体无意识，《红楼梦》则是中国社会的生机，代表了中国人健康的集体无意识，因为它发现了人的尊严，还发现了诗性的生活，它能拯救中国人，让他们变成诗性的新民。“《红楼梦》的主题恰恰是五四的主题。‘ 五四’运动的三大发现：人的发现、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曹雪芹早就完成了。……应把1904 年王国维所作的《红楼梦评论》视为新文化的先声。”100
于是，刘再复通过情感宗教呈现的《红楼梦》诗性叙事又转化成了历史叙事，《红楼梦》又回到了救亡的经世理性道路上来，要承担拯救中国世道人心的艰巨历史使命，要创造诗性的中国新民，并且要从人间驱除文化伪形带来的一切邪恶：
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伪型将被淘汰——其精神内涵不代表人类的期待。而《红楼梦》恰恰代表着中国和人类未来的全部健康信息和美好信息。这是关于人的生命如何保持它的质朴、人的尊严如何实现、人类如何“诗意栖居于地球之上”(荷尔德林语)的普世信息。101
何等浪漫的情怀和纯真的期望，然而，与这种浪漫纯真伴生的仍然是一种躁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逻辑，这种躁竟和急切，缺少的还是对主体的真正反思，和对自由理性的真正独立的关照，其中体现的仍然是一种急于改变中国社会现状的实用主义心态，和康有为的创教改制并无二致。或者在古稀之年的刘再复心中，凡中国人都应该读《红楼梦》，抛弃《水浒》和《三国》，华夏中国就会有诗性的新民遍地，中国才能实现五四的未竟之志，从此迅速走向民主和法治，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实际上，他在完成梁启超没有实现的小说教，为新民做准备以图实现救亡与富强的小说教，他仍在继续百年来《红楼梦》的漫漫经世启蒙之路，而没有回到王国维从容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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