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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套袖的孙犁先生名人故事

故事 时间:2019-08-04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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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领我拜会了《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有一次徐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的书。”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他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

  1979年秋日的一个下午,我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中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过程。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还被一户人家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他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声音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他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者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暗暗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做了转载。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的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做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上摊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座。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

  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后,收到他这样的回信:“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了戴套袖的孙犁先生,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是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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