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江南古诗词解析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接触过很多优秀的古诗吧，狭义的古诗，是指产生于唐代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歌体裁。还苦于找不到好的古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忆江南古诗词解析，欢迎大家分享。
忆江南
忆江南
白居易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注释
1.谙：熟悉。
2.红胜火：颜色鲜红胜过火焰。
3.蓝：蓝草，一种植物，它的叶子可以用来制作青色的颜料。
古诗赏析
白居易先后做过杭州、苏州刺史，江南的旖旎风光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回到洛阳以后，他写了不少怀念旧游的诗作。六十七岁那年，写下三首《忆江南》，抒发了他对江南的赞美、忆念之情。这是其中的第一首。
首句“江南好”，开门见山，实话实说。一个“好”字，饱含着诗人深情的赞叹。次句“风景旧曾谙”，抚今追昔，说明江南风景之美是当年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是非常熟悉的。这一句既落实了“好”字，又点明了“忆”字。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两句，具体描写“旧曾谙”的江南春色：红日东升，阳光灿烂，在朝阳的映照下，江畔姹紫嫣红的鲜花比火还要红;春江水清，波碧，在满地绿草的映衬下，显得比蓝草还要绿。诗人抓住了“江花”“江水”两件最有代表性的景物，对江南春光作了高度的概括，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风和日丽、花红水碧、生气盎然的江南春色图。最妙的是“红胜火”“绿如蓝”六个字，既用同色烘染的手法突出了花红、水绿，又用异色映衬的手法使江花和江水互为背景，显得更加绚丽可爱。
结尾“能不忆江南”一句用反问语气，流露出强烈的赞叹和眷恋之情。
拓展：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又号称香山居士，河南郑州新郑人，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祖籍山西、陕西、出生于河南郑州新郑，葬于洛阳。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坐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作品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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