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词意境中民族风格的审美意义
中国古典诗词是语言艺术的精品，在悲剧性的题材中突出秀美，在日常生活题材中透出常规，正是中国古典诗词意境中民族风格的审美特征，也是古典诗词的魅力所在。
中国古典诗词是语言艺术的精品，其中，许多作品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一代一代的读者在诗词语言艺术所营造的意境中找到情感的宣泄口，获得心灵的启迪，他们与作品人物同悲喜，共吟咏。古典诗词为什么有如此魅力，这恐怕跟它的审美特征有关，跟它所营造的意境有关，更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审美心理有关。中国古典诗词更多地渲染一种悲剧性的秀美，同时又渗透一种永远值得咀嚼的人生哲理。两者融合使人产生“哀而不伤”的感受和“掩卷长思”的品位。如柳宗元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个“千山”(物象)、“鸟飞绝”(事象)等等都是意象，诸多意象构成了一个可“见”的生活场景，一个空灵的艺术空间，在冰天雪地，荒无人烟的严寒之中，一个老渔翁正驾着一叶扁舟悠然垂钓于寒江之上――这里已经不是单独存在的意象，而是意象的综合。综合之后形成一个“场”，一个具有空间性、立体性、流动性的可供读者体验的“生活场”。但这个“生活场”是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这是由作者的心灵幻化出来的，因而具有象征意义，它象征了柳宗元政治失意之后抑郁、苦闷以及不屈服的心灵，渔翁清高孤傲，完全蔑视周围环境的冷峻。渔翁的形象实际上就是柳宗元的心灵形象。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得更远――这首诗不仅是柳宗元的心灵象征，而且也可以是一切清高孤傲、不与世间污浊相妥协的心灵的象征。它是一种具备普遍意义的理想人格，一种具有典型性的精神品格，一切有此类心灵品质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精神寄托和精神慰藉。
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达两千多年，儒学讲究“中庸之道”、“中和之美”、“怨而不怒”。“中和之美”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很容易形成秀美的审美情趣，这在诗词的叙事作品中表现最为集中。所叙之事皆有悲剧性，体现之美则为秀美。
我们看一下伟大诗人杜甫在凤翔因得罪皇帝而被放还羌村探亲时所写的《羌村三首》，便可体会诗作所蕴涵的秀美意味，这时他已经十个月与家中不通音讯，正值兵荒马乱，情况不明，传说纷纭。下面是其一：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清人施补华在他的《岘慵说诗》里有如此评价：“《羌村三首》，惊心动魄，真至极矣。陶公真至，寓于平淡;少陵真至，结为沉痛;此境遇之分，亦情性之分。”
这样的场面，我们在不少诗词、戏曲中，都可能看到过，久别重逢，悲喜交加，但是，恐怕没有人像杜甫如此精微刻画人物的心理，传达出如此令人惊心动魄的情绪。当久无音讯的杜甫衣衫褴褛乍一出现在家人面前时，毫无思想准备的妻子首先是“怪我在”，即惊怪丈夫竟能活着回来，这是只有在长期战乱，生命无常的灾难性时代，才会出现的一种反常心理，接着是“惊定”。先惊后定，这是一个在确认自己的丈夫真的活着回来，心神渐渐安定下来的心理过程。最后是“拭泪”。将特定情景下的心理变化过程刻画得十分精到。周围邻居闻讯赶来，都围站在矮墙外，同情、感叹、问候各种表情，又使喜中带悲的气氛浓上加浓。最后写到夫妻秉烛相对，默默无言，夜阑更深，烛影摇曳的情景，不是梦幻是什么?真乃“此时无声胜有声”，突如其来的幸福反而凝结着许多凄楚，许多悲哀，乱世离别，偶然生还的情节，放置于整个社会的动乱之中，使人更觉重逢的可贵。而深入思量，重逢的喜悦又有几许呢?恐怕更多地还是互舔伤口的怜悯、恐惧和哀伤。诗作最后写到：“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多少同情，多少惭愧，多少忧虑，多少痛苦，既无可奈何又难以言说，只能化作一首真挚哀歌，几声仰天长叹，借哭作一团的纵横老泪来宣泄，这是在安史之乱的战火中映现出来的一幅最生动画面，而在这生动画面背后，却是千万颗在忽剌剌似大厦倾的国势和遍地哀鸿惊魂未定的民生中颤抖的心，由此可以看出这首小诗书写的实乃一悲剧，然而浸润其中的眼泪、同情、悲叹，愧疚唤起的却是秀美的审美感受。
中国古代许多叙事诗，都带有悲剧色彩。描述的是悲剧性的故事，如诗经中“弃妇诗”《氓》就是一首抒情色彩浓厚的叙事诗。诗以第一人称的写法，以一位不幸女子的口吻，诉说自己不幸的婚姻，揭露负心汉子的丑恶灵魂，在追忆、追悔中展示自己纯真善良的心灵，勾勒出“氓”轻薄忘义的丑恶嘴脸，语语悲切，真挚感人。
白居易《长恨歌》写唐明皇杨玉环与安史之乱的故事，清代吴伟业《圆圆曲》写明末王朝名妓、强藩、清兵之间复杂关系的故事。都着眼于悲剧气氛。这些叙事作品大抵不是依靠事件、情节本身的因果关系 去渲染悲剧性，而是依靠诗中人物形象的感情变化和作者感情抑扬，去取得强烈的悲剧效果。因此，一首叙事诗中往往描绘较笼统的故事，有限的人物和不界定的因果关系，却以感性的语言表现串联，使读者在片段的故事中感受事件全部的悲剧性。
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历来聚讼纷纭。有人说，《长恨歌》借李杨之情事，暴露统治阶级荒淫无耻，讽刺李隆基贪色误国，以致引发“安史之乱”。有人认为 《长恨歌》是一首描述帝王妃子爱情悲剧的故事。关于 《长恨歌》的创作动机、人物形象、历史影响、现代评价，至今争论不休。但是无论从传统的审美经验还是从新的审美感受来看，《长恨歌》仍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但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在叙述李、杨爱情始末的过程中，作者融进了自己的感情，并通过感情的媒介表现他对这一悲剧的是非评判。《长恨歌》的悲剧效果就在思和恨，或者说思之不得的怨恨，这正是 《长恨歌》审美情绪的核心，全诗的悲剧色彩正是由思和恨所衍生出来的。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叙事作品，其悲剧色彩不是以残酷、暴烈的形式表达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效果，往往是以死亡这种惊心动魄的事件去震撼观众，奥赛罗扼死妻子忏悔自杀便是突出的例子。中国古典诗词的悲剧色彩，却以较柔和绵长的方式，委婉曲折的感情，使冲突罩上柔软的面纱，引出秀美的审美感受。《孔雀东南飞》结尾：“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长恨歌》结尾：“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元稹《连昌宫词》结尾诗句：“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谴子孙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这许多叙事长诗的结尾都或明或暗地揭示一种引人深思的'哲理和一股感人至深的情怀。这正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叙事作品的特点之一。诗词作者们只是希望艺术地描绘某一历史事件，从中引出使千百年后读者能受启发的一些理念。这些理念不是通过历史因果关系的推导而提出的，而是通过作者的感受和诗中情绪的渲染所达到的。有些理念还不很清晰，却吸引读者去探究思索。读者从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艺术形象描绘、感情渲染中感受到的一些理念，有时有很强的抽象性，不确定性。但对于作者们和许多读者们，从中努力窥视某种永恒的理性精神，秀美的悲剧中包含了永恒的意旨，就更耐人寻味了。
耐人寻味的意旨，在许多短小的诗词中也常常出现，特别在富有民族特色而又叙事绵绵的短诗中，起着意内言外的效果。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秦韬玉《贫女》)
这首小诗，以贫家女子的口吻倾诉心曲，自然贴切，声情毕肖，贫家女子虽有才貌却无人问津、媒娶，老大闺中，“为他人作嫁衣裳”。作者从家境、婚姻、时尚、志趣、遭遇、伤痛，一路说开去，语言朴实如话家常，口吻爽利颇见个性，作为一个男子，能将姑娘家的心曲揣摸得如此细腻，表现得如此真实，实在叫人惊奇。以美人香草之类寄托诗人情怀，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之一。近人俞陛云在他的《诗境浅说》有如此断语：“此篇语语皆贫女自伤，而实为贫士不遇者，写牢愁抑塞之怀。”可见此诗是有所寄托的，首联表面上写贫女自居茅檐柴门，身披荆钗布裙，老大闺中，无人媒娶，想托个能说会道的媒人结门亲事，又担心遭人拒绝而暗自心伤;实际上写贫士因出身寒素而仕宦无途，想托请权要引荐提拔，又恐遭人蔑视唾弃。颔联表面上写时人只知竞相追逐奇异的装饰打扮，无意赏识贫女的风流天资，高雅的格调;实际上是感叹贫士曲高和寡，伯乐不遇，知音难觅。颈联借贫女自恃心灵手巧，精于针线女工，不屑与人较量容貌色相;隐喻贫士自矜才华杰出，不愿追波逐流，投合世俗。尾联则以贫女经年劳作，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怨艾;宣泄贫士长期屈居人下，一年到头为上司捉刀献策，却劳而无功，无所收获的悲哀。整首诗始终关合贫女与贫士来写，一石双鸟，表里俱到。诗篇写的虽是悲剧性的题材，但带给读者的感受不是愤世嫉俗、剑拔弩张，诗篇的格调虽然伤感，但并不消沉。另有朱庆余《闺意上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小诗写新嫁娘拜见公婆前的惶恐心情，洞房后晨起拜见公婆、行礼问安;这些富有民族传统的礼仪，既是一门和顺的开始，又是对新媳妇的考验，会不会化妆呢?不过诗人并不是一本正经地写画眉的情形，却以俏皮的口吻，写新媳妇的机敏聪慧，画眉入不入时，直接影响容�。问谁呢?问夫婿。其实问的不是入不入时，而是问能不能顺公婆的眼。公婆喜欢什么样的眉式呢?丈夫知道。讨好公婆意思，委婉而清晰。极富情趣，“低声问”三字尤为传神。旧俗亲情宛然在目。据说朱庆余因水部�中张济推荐而扬名中举，即将踏入仕途，新官要如何处世呢?朱庆余不好明说，便写了这样一首诗以民俗风习为题，暗中自比新妇，请求张籍指点为官之道，这民俗风习的小情节引出的却是人与人关系行为规律的探讨具有长久的意义。即使社会变迁，制度更改，人们社会行为的常规仍然存在。这样的作品便具有永恒的意旨。
在悲剧性的题材中突出秀美，在日常生活题材中透出常规正是中国古典诗词意境中民族风格的审美特征，也是古典诗词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