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一生介绍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写的每一首诗都透露着忧国忧民的情感，因为其写诗风格极具现实色彩，所以杜甫也是现代主义诗风的代表人物。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杜甫的一生，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杜甫的一生
杜甫一生，追求仕进实现政治理想的道路荆棘丛生，充满坎坷。35岁以后，在长安多年求官不得的待业状态，得官之后不久即被迫辞去，加上安史之乱爆发，关中京畿地区闹饥荒，粮价飞涨，杜甫一家的经济状况日趋恶化。华州(在今陕西)弃官之后，挈妇将雏踏上漂泊的道路，先后在秦州(在今甘肃天水市)同谷(在今甘肃成县)、成都阆中、夔州(在今重庆奉节)瀼溪东屯等地落脚。其间虽然也有成都、夔州两段相对安定的生活，但总的来说，是充满艰辛的。
与艰辛相伴的是，险象环生。杜甫的后半生，至少有过如下四次差点丧命的经历：
第一次是逃出围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与河北保定之间)起兵反唐，十二月攻下东都洛阳。次年六月攻破潼关，进逼长安，唐玄宗仓皇西逃。天宝十四载十月才得了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个从八品下小职位的杜甫，先是避难奉先(今陕西蒲城)，继而携家往白水(在今陕西东北部)投奔在那里做县尉的崔氏舅舅;接着，又由白水取道华原(今陕西耀县)前往鄜州(今陕西北部富县)。走到三川县时，听到肃宗李亨在灵武(在今宁夏自治区)继位的消息，立即将妻子儿女寄居在三川朋友(可能是孙宰)那里，自己经芦子关赶往灵武。不料，中途被安禄山军队捉住，押至长安。被困长安近十月后，翌年四月，自金光门偷出长安，走偏僻小道，终于抵达肃宗行在(朝廷临时驻地)凤翔(在今陕西西部宝鸡、凤翔一带)。
从安禄山叛军占领的长安通往唐肃宗行在灵武这一路，决非平安大道，而是危机四伏，随时有丧命的危险。其间情形，杜甫事后所作的几首诗歌有所叙述。《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一有“雾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等句;其二有“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之句;其三有“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之句。《述怀》有“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等句。显然，这是一条需要翻山越岭、充满危险的道路。这一路的辛苦、危险，凸显的是杜甫忠君之心。自然，李唐王朝对杜甫也有所表示，封了他一个左拾遗。品级虽然不高，只是个从八品的芝麻官，但是属于近侍之臣，拾遗补缺，有机会直接影响王朝、皇帝在军国重要事务上的决策。
第二次是疏救房琯。左拾遗没做几天，就发生了一件倒霉事情：宰相房琯因为门客琴师董庭兰收贿赂赂替人买官，也因为兵败陈涛斜(杜甫《悲陈陶》诗“四万义军同日死”说的就是房琯担任总指挥的这一次战役)——史书上说肃宗并没有因为这次兵败怪罪房琯，恐怕那只是非常时期的表面文章，肃宗内心其实是恨之切齿的——被罢相论罪。刚上任的左拾遗杜甫挺身而出，上书为自己的布衣之交房琯说情，罪细不宜罢免大臣云云。结果，惹怒唐肃宗，诏令三司推问(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大部门会审)。看架势，问他一个死罪也不是没有可能。所幸，宰相张镐、吏部尚书韦陟等有意袒护杜甫，称其议论房琯之事，虽然言辞过激，但未失谏臣之体，不宜深究。最后，仍保留了杜甫的官职。当然，从此以后，肃宗也不再愿意听杜甫的意见了，“帝自是不甚省录”。这里，我得说几句关于宰相张镐的话：跟替杜甫开脱同一年，张镐因为河南节度使闾丘晓接到驰援睢阳的命令之后，按兵不动，致使睢阳陷落，官军覆没，下令杖杀闾丘晓。闾丘晓临死时，以家有老亲需要奉养请求饶其一命，张镐答以“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不准所求。两年前，闾丘晓以著名诗人王昌龄告假回家没能及时赶回，下令将其杀死。单以这两件事论，张镐堪称诗人保护神，值得我们尊敬。
这次因为进谏差一点伤及性命，可以看出杜甫为人两个特点：一是为了王朝大业，敢于犯颜谏诤，不是胆小怕事之辈;二是朋友有难，挺身相救，诗圣是个义气人。
第三次是冲撞严武。杜甫跟严武是世交，交情深厚，杜甫在成都时期，曾得到严武的照拂与举荐(杜甫的“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一虚职就是严武为其争取来的)，这都是事实，毋庸置疑。但是，唐宋文献中也有关于因为一次酒后的言语冲撞，严武差点杀害杜甫的记载。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上“严黄门”条云：“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不谓严挺之有此儿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合座皆笑，以弥缝之。武曰：‘与公等饮酒谋欢，何至于祖考矣!’……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宋祁《新唐书·杜甫传》：“……(甫)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当然也有一些文献记载中并无严武欲杀杜甫的文字，甚至有说严武对杜甫的酒后失言不以为忤的。例如，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严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跣袒登其机案。武爱其才，终不害。”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酒失”：“杜工部在蜀，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子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于是少解。”刘昫《旧唐书·杜甫传》：“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学术论文，根据杜甫严武的身份、性格、关系、杜甫若干诗歌作品的解读，认为酒后睚眦，导致严武差点杀害杜甫，是有可能的(有心人不放找来参看)。两位学界前辈撰文对我的论文进行批评，我认为他们所言多有不合逻辑处，于是写了篇答辩文章。不料，我的答辩文章发表后，被作为优秀论文，入选当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年鉴。
这一次酒后危机，可以说明杜甫不是棉花糖，不是好好先生，他是个有性格、有脾气的诗人。
第四次是坠马瞿塘。居住成都其间，杜甫写过《戏赠友二首》，专门记述两位朋友(一位是姓焦的校书，一位是姓王的司直)骑马摔伤的情形：一个摔得“唇裂版齿无”，一个被摔得“骨折面如墨”。都很惨。在夔州居住期间，一次酒后骑马，已经五十多岁的杜甫，恍惚间回忆起青年时期在齐赵一带骑马驰骋的情形，快马加鞭，冲下白帝城一处山坡，“低身直下八千尺”。结果，“不虞一蹶终损伤”，马失前蹄，杜甫重重摔落马下。不过，杜甫对于受伤并不很在意，朋友们带着美酒去慰问他。一顿狂吃豪饮之后，杜甫笑着对他们说：“何必走马来为问，君不见嵇康养生遭杀戮!”
这一次骑马飞奔下坡，显出杜甫童心未泯、乐观旷达的一面。
拓展阅读
介绍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诗歌风格
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思想核心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做出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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