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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河南诗

杜甫 时间:2017-05-11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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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作于河南境内的诗歌共21首,题材内容丰富而庞杂。

  与杜甫的长安诗、陇右诗、成都诗和夔州诗研究相比,杜甫的河南诗研究则相对薄弱。虽然学界对名篇“三吏”“三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缺乏对杜甫河南诗的全面考察和整体把握。本文拟从杜甫河南诗的题材内容和艺术特色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杜甫河南诗”概念的界定

  本文所言“杜甫河南诗”是指杜甫作于河南境内的诗歌,不包括杜甫晚年所作的涉及河南行迹的忆旧诗及在他乡所作的怀念故乡诗。笔者据《杜甫诗全译》(韩成武、张志民著),找出杜甫作于河南的诗歌共计21首。这21首诗歌包括:《游龙门奉先寺》《过宋员外之问旧庄》《假山》《龙门》《赠李白》《重题郑氏东亭》《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阌乡姜七少府设鲙戏赠长歌》《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观兵》《忆弟二首》《得舍弟消息》《不归》《赠卫八处士》《洗兵马》“三吏”“三别”。虽然数量不多,但题材内容丰富,艺术精湛。冯至《杜甫传》认为,在杜甫的一生中,759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最高的成就。“三吏”“三别”正是杜甫21首河南诗的一部分。

杜甫的河南诗

  二、杜甫河南诗的题材内容

  (一)纪游与纪行

  杜甫河南诗中有五首记录了其在河南境内的游踪。足迹所至,有龙门佛寺、老君庙宇、宋氏别墅、郑氏东亭等。这些作品表达了青年时代的杜甫对佛道两家思想的认识,反映了盛唐时期知识分子思想的活跃,对儒释道思想的兼容。《游龙门奉先寺》是杜甫735年在洛阳时所作。诗题是游寺,实际上则把游赏的过程一笔带过,重点围绕“宿”字写景抒怀。“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两句,含蓄而富有深意。诗人快要睡醒时突然听到清晨的钟声,内心为之一惊,产生深刻的警悟,意有所得,直如禅家顿悟。王嗣奭曰:“读此诗景趣泠然,不用禅语而得禅理,故妙。”

  《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是杜甫749年在洛阳时所作。诗中铺陈了庙宇之庄严,壁画之精工,风景之壮丽。“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流露出诗人的内心斗争,试图在入世的儒家信仰和神秘道教之间保持平衡,“作为一名勤勉且敏锐的学者,杜甫不可能不知道,正如《道德经》所说,清空了一切实在与虚无的‘谷神’对于整个大唐帝国的尊严和财富而言并无用处。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带有迷人的暧昧意味。‘拙’字更像是诗人的夫子自道。”

  (二)思弟与会友

  安史之乱使得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亲人间难通消息,生死难卜。杜甫在流离中得到弟弟的消息,真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觉。作于安史之乱中的《忆弟二首》《得舍弟消息》《不归》便抒写了深厚的兄弟情谊。《得舍弟消息》写诗人得到弟弟消息之后的凄凉之感。“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的原因正是韦庄所言“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让我们看到这种劫后余生的喜悦是非常沉痛的喜悦——战乱使普通百姓妻离子散,无家可归。如浦起龙所言“虽得消息,而仍不见,依旧作苦语。……通首俱若不劝其归者,其悲更甚”。《不归》悼念在战乱中死于河北的堂弟,诗云:“面上三年土,春风草又生。”前句写堂弟死后之凄凉,后句写坟上春光之明媚,二者形成鲜明对比,以乐景写哀情。这些作品表现出青年时期的杜甫对手足亲情的珍视,体现了杜甫对儒家伦理的接受,先秦儒学对五大人伦的规定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杜甫作为兄长表现出了良好的风范。

  杜甫写友情之作,情真意切,生动自然。《阌乡姜七少府设鲙戏赠长歌》作于758年冬,诗人由华州赴洛阳,途经阌乡。诗写姜少府的盛情款待,且赞其尊老的品德。“东归贪路自觉难,欲别上马身无力”以戏笔表达了诗人对主人的感激之情、惜别之意,庄谐并出,幽默风趣。王嗣奭评曰:“‘贪路’语新,东归贪路,本宜急行,而殊觉其难,故上马而无力,因不忍别而然,此有戏意。”《赠卫八处士》写战乱中得见20年前的老友,乍惊乍喜,如梦如幻,“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有九死一生之感。“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故旧一半已经离世,昔日旧友今已儿女成行。老友倾其所有盛情款待,久别重逢,悲喜交加,念旧情深,十觞不醉。“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今日相聚,明日又要远隔天涯,写出战乱年代人共有的“沧海桑田”和“别易聚难”的人生感受。《赠李白》是杜甫赠李白的最早的一首诗。“题本赠人,而诗全写自己胸臆者”,写杜甫在洛阳与“脱身事幽讨”的李白相遇,揭露了人世间的贫富不均,表达了对隐居山林、求仙访道的羡慕之情,能够看出青年时期的杜甫思想庞杂。

  (三)记录时局与民瘼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一生坚持不懈的政治追求,不管在朝还是在野,他都始终热切地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关心着百姓的疾苦,爱国忧民之心犹如“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他一生创作了很多记录时局和民瘼之作,作于河南境内的有《观兵》《洗兵马》和“三吏”“三别”。这八首诗都作于安史之乱中,集中反映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前途的高度关注,对百姓的深切同情。诗人始终不渝的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毫不犹豫的反对叛乱,可当他面对一幕幕催人泪下的悲惨场景时内心却是无比的矛盾痛苦。

  作于759年的《洗兵马》对国家走向复兴表达了喜悦之情,“可以说代表了杜甫在生命最快乐的时期欢乐情绪的顶点”[6]。诗中热情礼赞了“中兴诸将”郭子仪、李光弼等,警告肃宗居安思危,勿忘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的艰难日子,希望朝廷能复用房琯和张镐,同时指斥朝廷的弊政: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最后表达了作者永别战争的美好愿望:“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诗歌的整体情绪是乐观兴奋、欢欣鼓舞的,可谓是杜甫古风中的别调。北宋王安石选杜甫诗作,标榜此篇为压卷之作。759年,九节度使邺城溃败之后,唐军为补充兵力,实行惨无人道的抓丁政策。杜甫这时正从洛阳返回华州。一路上目睹了种种抓丁惨象,看到百姓在官吏压榨下的悲惨生存状况,感受到百姓无处申诉的痛苦。他将这些悲剧故事创作成了千古传诵的名篇“三吏”“三别”。

  冯至《杜甫传》认为“这六首诗(指“三吏”“三别”)不只单纯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而且更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矛盾。这矛盾并不像长安时代的诗里所说的杜甫个人入仕与归隐两种心情的冲突,而是在封建社会里一个爱人民、爱祖国的诗人在人民与统治者中间感到的剧烈的冲突。”[8]《新安吏》记叙了诗人亲眼看到新安县没有成丁的中男被迫从军的凄惨。《新婚别》写一对“暮婚晨告别”的新婚夫妇的离别情形。《垂老别》写一位“子孙阵亡尽”的老翁被征入军和老伴告别的悲壮情形。老夫妻虽然知道此一别可能永无相见之时,仍然坚强的相互关心、安慰。《无家别》写邺城战败后逃回家中的一位老士兵再次被县吏抓去服役的事情。“三别”细腻地展现了新妇、老翁和老兵的痛苦心理,但当他们想到国家的灾难时,都表现出深明大义、坚决平叛的决心,愤激之中让人感到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石壕吏》写“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家中只剩下老妇、“出入无完裙”的儿媳和吃奶的孙子,虽然老妇苦苦哀求,可差吏坚持要人。最后,老妇只好牺牲自己,挺身而出。亲历了此事的杜甫,再也说不出什么安慰鼓励的话。

  杜甫在战乱中目睹了太多的苦难,他自己也有“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悲惨经历,他多么希望能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但他认识到只有平定叛乱,才能带给百姓和平安定的生活,所以,杜甫每每是含着眼泪号召百姓投身平叛斗争中,将忧国忧民之情怀与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地融合在一起。

  综观杜甫河南诗的思想内容,可以说是丰富而庞杂的,他对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都有所接受,尽管接受程度有所不同。其中杜甫对儒家的入世思想、人本意识、人道精神、伦理观念的接受尤为明显。当战乱发生之后,他便以儒家思想作为主导。从其诗歌题材来看,比较丰富,涉及到记录时局的重大事件、表现亲情友情以及纪游纪行等,虽不如此后诗歌题材之广阔,却也初具规模。

  三、杜甫河南诗的艺术特色

  (一)合理剪裁和细节描写

  杜甫叙事诗很擅长合理的剪裁,将与中心无关的细枝末节裁去,用简短的篇幅叙述复杂的事情。如《石壕吏》,开头两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分别写了诗人投宿和差吏捉人。如果从原生态的角度考虑,应该先写战乱中诗人挨家敲门,请求住宿,终于碰到一户好心人家愿意收留他。然后写晚上就餐、住宿等情形。但这些琐事会冲淡中心,所以诗人将其全部剪掉。又如“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貌似老翁仓促逃走,老妇并不知情。可我们读至下文,老妇向差吏报告家里人口情况时,并没有说出老翁。可见老两口在差吏敲门之际匆匆商量应对措施的情节被诗人给剪掉了。被剪掉的情节在后文中适当的地方又有交代,这就是诗人的高明之处。最后,老妇如何被差吏带走,诗人也剪掉了,但在后文有补充“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另外,诗人还很注重细节描写。这些细节描写,或人或物或心情,从细微处见真实,将读者引入某种情境。有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腻刻画,透露出至真至纯的人情味,如《赠卫八处士》:“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有时通过对景、物的描绘,表达诗人的心情或展现广阔的历史画面。如《得舍弟消息》:“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写诗人得到弟弟消息后,惊喜且痛苦的复杂心情。《垂老别》:“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则通过对所见景物的描绘,凸显血雨腥风中,百姓风雨飘摇的生活状况。有时通过对心理的细腻刻画,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新婚别》中,通过细节的叠加,展示新妇的心理和情感变化。先是失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接着面对突然的生离死别,柔肠寸断,痛不欲生:“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但深明大义的她还是鼓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最后表达对丈夫的忠贞不渝:“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这些细节虽缺乏概括,但大大增强了诗歌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二)叙事视角多样

  叙事视角,是指叙事时观察事物的角度。最初来源于西方现代小说理论,在叙事学诞生以后,就不再局限于小说范畴,而拓展到其他领域。“叙述者的叙述位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视角,是叙述者看问题的立足点,他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话语角度来谈论问题,谈论他生活中间的事物,来看待这个世界。”[9]叙事角度可分为全知叙事、有限叙事和纯客观叙事。全知叙事的特点是“叙述者>人物”,这种视角可以使作者随意地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进行加工处理。有限叙事即从事件中一个人物的角度叙事,特点是“叙述者=人物”。纯客观叙事,叙述者只是客观的向读者叙述所见所闻,不分析,不议论,不评价,特点是“叙述者<人物”。

  《洗兵马》采用全知视角,即“叙述者>人物”,表达了诗人的立场、爱憎,如“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在用张良、萧何的典故赞美房琯等人的同时,又通过暗比的方式对那些无功受禄的达官贵人进行了讽刺,对朝廷滥赏的弊政进行了批判。

  《石壕吏》采用纯客观的叙事方式,叙述了差吏夜抓人的全过程。诗人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隐含着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情感诉求,“寓主观于客观,也就是将自己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10]如“有吏夜捉人”是客观叙事,也包含着诗人对差吏的讽刺和斥责,“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通过差吏的作威作福、鱼肉百姓与老妇哭哭啼啼、惶恐畏惧的对比,隐然流露出作者的爱憎。

  “三别”都采用了有限叙事,即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事。《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分别从新妇、老翁、老兵的角度叙事,真实地刻画出战乱中行者的心态。《新婚别》“一篇都是妇人语,而公揣摩以发之。”[11]仇兆鳌解曰:“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暂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与君永望’,志之贞且坚也。频频呼君,几一字一泪。”[12]《垂老别》通篇皆作老翁语。已垂暮之年的老翁与老妻的分别无疑是死别,但两人还是互相怜惜,他可怜老妻天寒衣单,老妻劝他努力加餐。他强自振作,宽慰老妻说自己不会马上遇到危险,又指出当前正是遍地烽火,自己安能置身于外?这段话“忽而永诀,忽而相慰,忽而自奋,千曲百折。末段又推开解譬,作死心塌地语,犹云无一寸干净地,愈益悲痛。”此诗写情缱绻悱恻,心事曲折、细微,酷肖老人口吻。

  (三)写实纪实的倾向

  由于杜甫的诗歌全面而准确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当时人已经称他为“诗史”。罗宗强《唐诗小史》认为杜甫的诗歌“反映了那个动乱的时代,特别是写了这场大战乱给底层人民带来的血泪灾难。他的诗可以说是安史之乱中唐社会的画卷”。杜甫河南诗中尤其体现出鲜明的写实纪实倾向。《观兵》《洗兵马》“三吏”“三别”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实性无需赘言,即使是纪游纪行、思弟会友之作,也可从诗中寻觅到诗人的行踪,折射出时代的风尚和心理特征。如《游龙门奉先寺》《龙门》《赠李白》《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既勾画出诗人的游踪,又反映了佛教和道教在唐朝的兴盛,炼丹服药成为风尚,诗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世俗的影响。

  (四)单独成篇、意脉相连的组诗形式

  杜甫曾说“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指的就是“三吏”“三别”,这是一组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史诗。分开可独立成篇,合起又是一组有机的长篇。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深刻全面地反映出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正如浦起龙所说,“《新安吏》借提邺城军溃也。统言点兵之事,是首章体。如《石壕》《新婚》《垂老》《无家》等篇,则各举一事为言矣”。

  (五)锤炼字句

  “在唐诗的发展中,杜甫是第一个明确追求用字准确,以人工雕琢为美的诗人。”杜甫自觉地在炼字炼句上下功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杜甫炼字往往表现在用一个字传达景物的神态和诗人的情感。如“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之“‘境’字与‘景’字不同,‘景’字闹,‘境’字静;‘景’字近,‘境’字远;‘景’字在浅人面前,‘境’字在深人眼底。”“崩石欹山树,清涟曳水衣。紫鳞冲岸跃,苍隼护巢归”(《重题亭郑氏东亭》)“着一‘欹’字,如见巉岩参错,着一‘曳’字,宛然藻荇交横。曰‘冲岸’,曰‘护巢’,则跳突排涌,唯恐堕岸;疾飞急赴,唯恐失巢,并鱼鸟精神,俱为写出。”

  综上所述,杜甫21首河南诗向我们展示了诗人早年的生活游踪和安史之乱中最真实的历史面貌,表达了诗人对民族盛衰和人民疾苦的关心,对友情亲情的珍重,对祖国美丽河山的热爱和赞美。在艺术上,杜甫河南诗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其是“三吏”“三别”,将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风格推向了一个新高峰。他的纪实写实倾向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新变化——以写民生疾苦为主要内容,具有写实人生的创作倾向,他的锤炼字句直接影响了以贾岛姚合为代表的苦吟诗派,并影响到宋代的江西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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