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
杜诗中的情感表达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有着隐显缓急的变化。
“沉郁顿挫”一词首见于杜甫中年所作：的《进雕赋表》中的“……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呜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遮可企及也。”“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是杜甫临终前对自己作品带有总结性的哀叹。是的，杜甫一生呕心沥血写成的诗歌，在当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他死后不久，诗名就日益显赫了，自中唐到晚唐，以迄宋代，文坛上对杜甫的推崇不遗余力，但除了宋代的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提出“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这样的评论之外，并没见到有人谈及杜诗沉郁顿挫之风格。发现杜甫这个偶然的自我评价最能代表他作品风格并提出来的，可能首推清代诗论家袁枚了，他在《随园诗话》中指出：“人必先有俳恻芬芳之怀，而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而不一往情深耶?……”随后，朱彝尊、陈廷焯等人也曾论及。虽然他们这些论述多半是诗话式的，缺乏条理和系统，但由于这个概念首先出自杜甫自谓，且大体上确实能代表杜甫大多数作品，因此“沉郁顿挫”作为杜诗的艺术风格逐渐为人们熟知并接受，且成为今天文学史上的定论了。
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命疾苦的诗人。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个人的悲痛变成了对于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了无穷韵味。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杜诗如此“沉郁顿挫”的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这除了与他个人的丰富坎坷的人生经历、固有的天才、不懈的追求有关之外，更是与他所处的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国文学的阶段发展密不可分。
第一，“风格形成的主要根基是：作家丰富的生活和对人生的崇高愿望。丰富的生活迫使他有话可说，作品充实;崇高的愿望指导他的作品为人生效力。”是的，杜甫一生仕途坎坷，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疾病缠身，穷愁潦倒，奔波衣食，但仍意志弥坚，矢志不渝，这些磨砺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因此，诗人丰富的生活和救国救民的崇高而强烈的愿望，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原因之一。
第二，“万方多难”的时代特征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主要原因。杜甫的一生，正值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的时代，既经历了繁荣昌盛的“开元全盛日”，也经历了“流血川原丹”《垂老别》的安史之乱，并看到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的败落景象。可以说，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和他所处的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紧扣时代脉搏，同情民生疾苦，关心国家兴衰是杜诗永恒的旋律。
老杜忧国忧民和表现自己不幸遭遇的作品大多具有这种风格，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全诗共三段，每段都从不同角度抒发自己忧国忧民之情，可谓“一篇之内，三致志焉”，极具沉郁顿挫之情，而第一段表现得尤为突出。诗曰：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瓠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适，放歌破愁绝。
先感慨自己窃比稷契的愚拙，但马卜顿出“自首甘契阔”至死不渝的决心，次感慨自己忧民之心被同学翁取笑，但马上顿出“浩歌弥激烈”的.更深忧思;复次说自己并非不知隐逸为高，但马上顿出皇帝于自己有知遇之恩，自己不忍离去;再次说自己也非以为国无其人，但马上顿出忠君之情处于本性，实难移易;继而又说虽想放弃鲲鹏大志而效仿蝼蚁之辈，但马上顿出仍然耻于干谒;最后感叹耿直的本性使自己碌碌无为，但马上顿出仍要坚守节操，在百感交集之时只好借酒浇愁了。虽然全段之意不离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但可谓笔笔转、句句转，在顿挫之中将感情表达得更为深挚。
第三，“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的风格的基础。”杜甫，并不像他同时代的众多诗人那样，只把写诗作为炫示文才，猎取功名的手段，或者陶治性情，以及应酬交际之用，而是自觉地把诗歌当作“史笔”来写，“文章本是吾家事”，一直到晚年，仍是“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他的目标很高，对自己的要求也就非常严格，务求达到“毫发无遗恨”(《敬赠郑谏议》)的境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是这样宣布的，也是这样做的，“新诗必罢自长吟”(《解闷》)，他经常改诗。因此杜诗语言精要凝练，准确生动。如被前代人称道的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个字中就包含九层可悲的意思：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值秋风萧瑟，四可悲;重九佳节，无有可乐，只有登高，五可悲;独自去登，六可悲;扶病去登，七可悲;病又是如此之多，八可悲;年过半百，事事无成，九可悲。真是包含无限艰辛，凄泪横流。何其凝练!再如《春望》诗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个“溅”字，可谓点睛之笔，这泪流得何其多，时间何其长，心情何其惨痛!象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俯拾皆是，不可胜数。努力使语句准确、凝练、生动，这也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原因。
总之，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强烈地表现了为民请命、以天下为已任的怀抱和心声，在诗歌艺术E达到了“超凡人圣”的境地。这种风格，是诗人愁苦潦倒的阅历，忧抑郁的思想性格，万方多难的时代以及宏博精深的艺术修养各种因素的统一，使诗人达到现实主义顶峰，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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