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论书诗的艺术审美

杜甫论书诗的艺术审美

　　杜甫在其论书诗《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提出了“书贵瘦硬方通神”这一著名的命题，从诗中，可以感受到他那种崇尚古典主义的艺术审美倾向，以及追求自由、向往静心的审美情怀。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杜甫论书诗的艺术审美，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纵观唐代，作为诗歌发展的高峰时期，此时期的诗歌数量众多，水平很高，且题材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书法在唐代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各种书体都名家辈出，影响深远。为此，李泽厚先生说：“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书法和诗歌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论书诗如同一座桥梁，把诗歌和书法这两座高峰联系起来。“论书诗是指那些能够反映同时代的书法审美观念、折射书法创作思潮、透露书坛活动信息、以歌咏书法作为创作主题的诗歌。其中既包括纯粹评论书法之诗，亦包括那些虽是歌咏书家和文房四宝，内容却能涉及书法审美思想的诗歌。”唐朝以前，咏书论书多用辞赋的形式，从唐朝开始，以诗歌论书渐成风尚。 “诗圣”杜甫写的论书诗数量众多，影响深远，是唐代论书诗发展的重要人物。杜甫一生写了三千多首诗歌，在流传下来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有一百余首涉及书法，形成了独特的书法美学思想，在唐代论书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提出的“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观点，更是对唐代书风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后世，被书家奉为信条。

　　一、追求艺术的复古，崇尚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

　　作于大历元年春以后的《李潮八分小篆歌》，当是体现杜甫艺术审美观的代表作品之一：

　　苍领乌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

　　陈仓石鼓又己讹，大小二篆生八分。

　　秦有李斯汉蔡岂，中间作者绝不闻。

　　峰山之碑野火梵，枣木传刻肥失真。

　　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

　　惜我李蔡不复得，吾甥手潮下笔亲。

　　尚书韩择末，骑曹蔡有邻。

　　开元已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

　　八分一字直百全，蛟龙盘拿肉屈强。

　　吴郡张斯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

　　岂如吾甥不流宕，永相中郎丈人行。

　　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

　　我今衰老才力薄，潮呼潮乎奈法何。

　　杜甫在诗中极力赞颂和推崇李潮八分书，小篆书能直追秦汉，把李潮与前代李斯、蔡邕二位大家相并提，并用当时的八分书大家韩择木、蔡有邻来作陪宾。其中虽不能排除有答外甥李潮“求我歌”而作此歌诗的需要之因，但其真正的目的也是明显的，即推崇篆、八分。这是一种“复古”的倾向和主张。很明显，杜甫诗中对自苍领以来汉字历程的几度演变中的历代书家独钟李、蔡二位极擅小篆、八分书者，而对其他书家“绝不闻”，其原因已表达得相当直接，即当是书法观念这一根本性问题――小篆、八分乃秦、汉两代书体之正宗，与之相比，其间其后相继出现的章草、今草乃至盛唐突现的狂草，在老杜眼里虽然流宕雄壮，但已非正宗。因此，杜甫在诗中豪迈地提出“书贵瘦硬方通神”这一崇尚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审美尺度。

　　二、以瘦硬为美，探求静心与自由

　　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明确提出了他最为著名且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书学观点――“书贵瘦硬方通神”，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杜甫十分强调笔锋的力量，最欣赏“瘦硬”的风格。韦续《书品》言：张彪草书“如孤峰削成，藏筋露骨，与孙(过庭)、邬(丹)并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杜甫崇尚瘦硬，提倡骨力。那么，如何更好的理解杜甫诗中所说的“瘦硬”呢?可以认为，“指的是洗净铅华、骨气苍劲的力度美，书法要笔力坚实而不是软弱无骨，从而达到‘剑戟相向’、‘盘屈强’的效果。历代书家所讲究的执笔、行笔等方法， 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力的表达、美的创造，杜甫对于书法美学这一真谛的理解是比较透彻的。”晋卫夫人《笔阵图》则云：“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从诗歌到书法，从艺术到人生，杜甫都崇尚瘦硬，赞赏骨力。

　　历代书家都强调创作状态的静，如汉蔡邕《笔论》云：“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蔡邕强调的就是创作状态的静，心浮气躁则不能创作出理想的作品。书圣王羲之亦云：“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在王羲之看来，凝神静思也是创作的必备条件。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静心是创作的必然准备：“夫心合于气，气合于心;神，心之用也，心必静而已矣。”对于创作者来说，这种心理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它压抑了日常的实用态度和认知态度，使欲求与认知冲动得以迟缓;另一方面，它激活了审美感官感受力的敏锐性，使主体心理集中于对象外观，呈现出急切追求对象的摄取状态，与对象相互拥合的强烈意象。”静的目的不是陷入沉寂，而是排除干扰，为创作做准备。做好准备后创作者才能进入无拘无束的自由的创作状态。早在汉代，蔡邕就指出了自由的创作状态对书法创作的重要性：“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如果书法创作中没有不受羁绊的真情，没有创作的冲动，即使用最好的中山兔毫制成的毛笔，也无法取得最佳的创作效果。因为真正的创作的冲动必须来自艺术家内心，“真挚强烈的情感是一种强大的创作动力，推动着创作主体积聚和调动各种机能因素，迅速进入激情澎湃、情绪高涨的创作境地。”童庆炳先生说：“文学创作常常需要作家进入自由的、无拘束的、兴之所至的创作心境之中，在这种心境中，作家的创作活力才能充分地被调动起来。”韩成武先生指出，“根据现存的文献资料，应该说，是杜甫首先揭示出‘创作心态宽松自由’这一艺术规律的。”因此韩成武先生将“首次提出‘创作心态自由论’”与“提出‘瘦硬’为美的审美主张”等并列为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十个创新之举。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指出，艺术之所以有别于手工艺，艺术家之所以有别于手工艺者，是因为艺术是自由的，而手工艺则“也可以叫做挣报酬的艺术。”他认为，“人们把艺术看作仿佛是一种游戏，这本身就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达到了这一点，就算是符合目的;手工艺却是一种劳动(工作)，这是本身就不愉快(痛苦)的一种事情，只是通过它的效果(例如报酬)，它才有些吸引力，因而它是被强迫的。”只有抱有一种游戏的而非功利的态度，才能真正进入创作的自由王国，从而达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这一点上，杜甫与康德的看法是一致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杜甫论书诗中涉及的“复古”、“自由”、“瘦硬”等艺术审美观点，对唐代诗歌内容题材的丰富性上，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同时，也对中国书法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唐以后的书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启迪。

　　杜甫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

　　一、在思想内容上

　　杜甫诗歌现实主义核心是关注人民疾苦，主题是忠君、爱国、爱民。

　　（一）关注民生疾苦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核心内容。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的诗歌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是中国古典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典范。他敢于接近劳动人民，也喜欢劳动，甚至愿为广大人民的幸福而牺牲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杜甫的仁政爱民思想是通过忧国忧民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他的喜忧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显露出来。诗人在《春望》中透露出强烈的爱国情感。《洗兵马》对国家整体形势的转危为安表示无比的兴奋和乐观。诗人在担任左拾遗时，更是忠于职守，勤于国事，如《春宿左省》“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在《蜀相》中缅怀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抒发壮志未酬的悲伤。《诸将》五首和《秋兴》八首，痛感朝廷没有远见，将帅平庸无能，并对藩镇拥兵割据的现实深怀忧虑，悲叹自己“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十年长安的蹉跎困顿生活，使杜甫更能深入地体察民疾。在他的诗行中形象地描述了百姓遭受苦难的根源：一是赋税太重，二是官吏贪污盘剥，三是统治者奢侈浪费。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更加深了杜甫的忧虑。

　　（二）忠君、爱国、爱民的儒家思想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思想主题。杜甫虽然也写了“唐尧真有圣，野圣，野知”、“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等诗句直接讽刺皇帝，但仍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对皇帝存在着很大的企望，希望通过皇帝“下令减征赋”来“各使苍生有环堵”，使国家走向强盛。杜甫在多年饥寒的生活体验中，更同情人民。有时一想到人民的痛苦，他就忘记了自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他想的却是：“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默思夫业徒，因念远戎卒”。当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发出了宁愿“冻死”来换取普天下穷苦人民的温暖这样的宏愿。

　　二、在表现手法上

　　杜甫诗歌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特色重在抒写现实人生，感事与写意有机结合，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一）以小见大，通过细节描写来揭示生活的本质，呈现社会历史的整体风貌。例如，“三吏”、“三别”以组诗的形式，通过具体事件来显示世情。《石壕吏》描述了动乱年代官府用非常手段“夜捉人”去“急应河阳役”的特殊事件。反映了一家之中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的悲惨现实生活。在安史之乱时期，不仅村野老妇要上战场，连十八以下的中男（《新安吏》），“子孙尽亡尽”的老翁（《垂老别》），刚从战场“归来寻旧蹊”，又遇“家乡既荡尽”，“人身无家别”的独身汉（《无家别》），“暮婚晨告别”（《新婚别》）的新郎都要上前线，一个个具体的事件组成一幅巢代倾无完卵的社会文体图景，形象地呈现了安史之乱中唐朝的社会现实。杜甫诗歌以小见大的写法体现在经细节描绘来揭示生活本质。

　　（二）因叙声感，因感生议，感事与写意有机地结合。杜诗因事生感，推己及人及世。诗人在回奉探家时，耳闻目睹华清宫内君臣宴乐而联想到“寒女”的置帛纳税；由听说达官贵人生活的骄奢而概括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对立的社会现象；又由自己“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忆卒”的遭遇联想到自己享受“生常免租税，各不隶征伐”的待遇还如此辛酸，平民百姓的遭遇可想而知，因而“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又呈吴郎》替打枣的寡妇向吴郎求情。他将心比心，深切地感受到四海涂炭的时运给百姓造成的灾难。他富感于叙。如《兵车行》诗人对统治者开边政策的否定和对民生痛苦的同情，完全寄寓在咸阳桥边送别征人，“道旁过者”与“行人”的问答，青海边古战场新鬼喊冤旧鬼哭的描写叙述之中。如在《春望》一诗中，诗人把安史之乱长安陷落的国事虚化为一年一度的春景，诗人触景生情，感慨万端。

　　（三）百转千回、反复咏叹的内心、思想情怀抒情方式，形成了以沉郁顿挫为主导的艺术风格。如《北征）自己离别朝庭的忧虑，沿途所见田野的荒芜，战争白骨遍地，百姓受难的景象，家中饥寒交迫的情形，思虑国家借用回纥兵力平叛以求时局的变化，表达对肃宗中兴的期望，感情深沉复杂，忧虑中有讽刺。《自京赴奉先县五百字》、《壮游》、《洗兵马》、《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等，都通过这种百转千回的抒情方式抒发出丰富复杂、深沉博大的思想情怀，形成了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

　　三、在文学史上

　　杜甫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杜甫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并把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杜甫继承了古体诗的创作成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摆脱了乐府古调的拘束。在表现手法上，大量运用描写、叙述、议论的表达方式，概括典型事件的场景，描写真实的生活细节和刻画人物的心理，记叙与议论相结合，溶抒情于叙事中等。他掌握和利用了当时所有的一切诗体，创造性地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说杜甫七律与诸家异者有五，其中之一则是“杜诗无所不入”，凡是别人能写文章的素材，杜甫都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他还广泛地吸收前人成功的艺术经验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撷取了《诗经》、《楚辞》到汉魏六朝以及同时代的文学成果，总结丰富的社会人生阅历，使诗歌内容博大精深。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学习古人，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新题，直接开创了中唐新乐府的先声，为后代诗人指出了一条通向现实、通向人民生活的创作道路。

　　四、杜甫是我国封建时代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继承了《诗经》、乐府以来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加以发展和提高。他以进步的儒家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深刻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国家的重大事件，描写了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生活真实，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从而揭露了自开元、天宝以来将近四十年间的那个动乱时代的历史面貌，为我们创造了“千汇万状”的诗歌作品，把我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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