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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奏捷之驿》原文欣赏

迟子建 时间:2017-08-26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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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前,姐姐八岁,我五岁,弟弟三岁。母亲呢,只有二十七岁。那时的母亲在我们小镇人的眼里,是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因为每隔一两年,她就要领着孩子,回娘家去。旅行在那个年代,费钱又费时。由于交通工具的单一、稀缺,加上路况和天气等因素所造成的车船的运营时间的不确定性,从我们小镇到外婆所在的漠河乡,虽然不过三百来公里的路程,可是一旦走起来,少则三四天,多则六七天,煞是曲折。做小学校长的父亲爱开玩笑,他将路途的艰难,算到地球身上去。说是人在一个球上走,这个球还转着,当然走着走着就要滑下来,哪儿那么容易到老家呢。我一想蚂蚁有时在圆石头上爬,也有栽跟头的时候,便觉得父亲说得在理。

  母亲大约不太放心英俊洒脱的父亲吧,她回娘家,总是带上两个孩子,留一个在家中。弟弟年幼无知,每次都要被带走,而我和姐姐呢,轮流在家。我们的角色,跟密探差不多。记得四十年前母亲回外婆家的那次,她出发的前夜,先是许诺回来时给我买件花衣裳,然后反复叮嘱我,让我晚上时跟着父亲,他去哪儿串门,我就去哪儿。我忠于职守,天一黑,父亲前脚出门,我后脚就跟上。我就像牧羊人一样,握着无形的鞭子,看着月亮升得高了,赶紧把父亲赶回老窝。这个时刻的父亲,只能乖顺地做我的羊。其实父亲对母亲是非常忠诚的,他每天总要念叨她几句,猜测母亲他们到没到,路上遇没遇见麻烦,到了又是怎样一番情形。由于我们小镇和漠河乡都不通电话电报,到的人无法报平安,所以这种牵肠挂肚的念叨,一直要持续到母亲风尘仆仆地返回。

  从我们小镇去漠河乡,如果是夏天,通常是先坐长途客车,沿着坑坑洼洼的砂石路到三合站,然后再换乘轮船,逆水而上。如果是大轮船,到漠河乡的码头要航行三四天,小轮船呢,也得两三天。船长是一条船的皇帝,若是碰到性情随和而又富有浪漫情怀的人,除了规定的停靠站,中途若遇可人的风景了,比如说发现岸上有一片艳红的山丁子果,大家垂涎欲滴的,他就会让船停靠一刻,放下浮桥,让旅客下去采摘。当然,大多的船长是一丝不苟的。比如我六岁时跟着母亲和弟弟去外婆家,因为乘坐的大客车中途坏了,修车耗费了时间,客车到了三合站的码头时,船已开了。我们眼见着一条白轮船缓缓地离岸而去,母亲哭倒在沙滩上。因为这条船错过了,等下一趟,要三天以后。那一刻我恨那条船,为什么它就不能折回来接上我们呢?看来船不是风筝,说拉就能拉回来。我们滞留在一家大客店里,睡着分上下两层的光板通铺。这个意外无疑削弱了母亲并不丰裕的钱袋,她整天气咻咻的。我还记得她带了一豆腐乳,放在了上铺。住在下铺的我,常常趁母亲不备,小老鼠一样地爬上去,用手指头偷着抠腐乳吃。下一趟船终于等来了,那是我第一次乘船。由于船航行在中苏界河上,白天站在甲板的时候,常能看见被我们称为“江兔子”的苏联巡逻艇在江面上突突地跑。艇上那些大鼻子的巡逻兵,喜欢摘下帽子,朝我们挥舞,像嬉皮士。我喜欢看自己船上的船员站在船尾用挂网打鱼,喜欢看环绕着轮船左右飞的雪白的江。当然,我也爱看火烧云,它们把西边天镶嵌成了一张又宽又长的年画,那么的鲜艳、热闹。等到船终于停靠在漠河乡的码头,母亲向前来接船的亲人委屈地哭诉着这一路的艰辛时,我撇着嘴,心想有什么好哭的,在三合站等船的日子,过得多有意思啊。

  冬天封江了,船停了,母亲归乡的路,只赖汽车轮子了。汽车不像轮船坚如钢铁,它的轮子是凡身肉胎,说坏就坏。轮胎一旦破了,汽车抛锚了,罪也就跟着来了。因为汽车行驶时散发着热量,车内虽然不很温暖,但不至于把人冻着。可它一停下来,如同一个人挺了尸,立刻变得冰凉,我们只得下车,在冰河上奔跑,以免被冻伤。而冰河时常有大面积的冰包出现,这时汽车只能绕道而行。如果绕不好,汽车轮子轧到了苏联疆域,麻烦就大了,双方还得照会。所以开客车的师傅,在拣好路走的时候,还得留意着边界。

  即便这样,那些年,无论冬夏,都没有阻断母亲回娘家的路。大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吧,铁路开始往漠河延伸,有了火车,汽车和轮船就面临着退役了。火车是森林小火车,只有一列,每小时五六十公里的速度吧。它虽然逢站必停,还常常晚点,但坐火车稳当便捷,母亲再回家,就选择火车了。

  如今从我们小镇到漠河乡,不仅有新修起的光滑如镜的水泥路,还有提速的火车。以前三四天的路程,现在半天就走下来了。前年漠河又开通了机场,从北京飞往那里,三个小时就够了。你想饱览北极风光,不过是一盘棋的工夫。

  我还记得读大兴安岭师范时,每逢寒暑假,因为县城的火车站离我们小镇还有十几公里的路程,而那儿又不通汽车,我在返校时,常常要搭生产队进城的马车。由于火车是夜间的,而我往往中午或下午就到火车站了,所以候车室里,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坐困了,我也不敢睡,怕万一进来坏人,把我的包给偷了。因为旅行包里,装着书本、炒面和咸菜。那个年代,它们都是我的宝贝啊。

  父亲1986年冬季在故乡突发脑溢血,由于没有及时找到车辆,他被送到城里的医院时,耽搁了近三个小时,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终遭不治,离世时年仅四十九岁。那条十几公里的坎坷的故乡路,在我眼里就像一把长长的尖刀,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总想,如果换做今天,父亲肯定能逃过劫难。因为现在从县城通往那里的车辆,不计其数。

  前年我在阅大兴安岭地方志的时候,看到一段有趣的史料,清军第一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胜利后,有三个兵丁从雅克萨出发,飞马奏捷。他们五月二十五日出发,穿越我故乡的莽莽林海,直达关内,六月六日巡幸在古北口外的康熙帝收到了此报。五千余里的路程仅用了十一天,堪称奇迹。从此后,这条驿路就被称为“奏捷之驿”。我在想,十一天,五千里路,曾留下了多少湿的马的蹄印呢?康熙帝大约不会想到,三百年后,这样的喜报,瞬息可闻。

  但母亲还怀恋着她年轻时代的归乡路。去年冬天,她意外摔伤骨折,卧床养病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惆怅地对我说,现在往漠河乡也不通船了,要不坐一趟船儿回去多好啊。我说乘船有什么好,跟牛车一样慢。母亲望着我,满怀忧伤地淡淡回了句:风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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