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的柳意象和萨满教的柳崇拜-以《河柳图》为例

　　迟子建擅长从自然与人的隐喻关系中找寻完成人物性格的依据，北方常见的柳，是她小说的重要意象。我们抽样了迟子建长、中、短篇小说30部(篇)，其中出现过柳树、柳枝、柳叶等描写对象的有10部(篇)，占抽样总数的33%。可见，迟子建对柳意象的使用率之高。其中《河柳图》是柳意象书写最集中、最深入的一部，在这部短篇文本中，集中写柳就达13处。

 

　　柳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具有原型的意义和作用。原型是一种在人类文明初始阶段出现、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在漫长的文化积淀中形成的、在文学中反复运用并因此具有某种特定思想情感意义的自然现象或动植物，它们往往和图腾崇拜、原始宗教有密切关联，是一种约定俗成地表达某种同类情感体验的特定文化符号。它来自远古萨满教的柳崇拜。古老的萨满教是东北民间文化及文学的母源，它影响哺育了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现代东北作家。“而北方民族的宗教信仰，尤其是萨满教和泛神论思想对她(迟子建，本文作者注)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也给予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韩春燕：《东北地域文化小说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迟子建自己也曾说“我认为文学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迟子建、周景雷：《文学的第三地》，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4)。柳意象运用就是迟子建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受萨满教的浸润，在集体无意识中对萨满教中自然崇拜、女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文学呈现。同时，柳意象也体现了迟子建小说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下面我们以《河柳图》为例对柳意象进行原型分析。

 

一、萨满教的祖先崇拜和《河柳图》的寻父情结

 

　　“柳崇拜是萨满教祭祀活动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自然崇拜中处于重要地位。”吴来山：《论满族萨满教中柳崇拜的形成》，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在母系氏族时期，萨满教中柳是图腾，这一时期的图腾崇拜，既是自然崇拜，也是祖先崇拜。

 

　　《清太祖武皇帝努尔哈赤实录》、《皇朝开国方略》、《满洲实录》、《满洲源流考》以及《东华录》等史籍和东北很多地方的创世神话都讲述了柳枝、柳叶创造人类的传说，因此，在萨满教中，柳是生命树，是“氏族树”。北方先民“认为柳与创世始祖息息相关，因此柳被认为是人类和宇宙万物之源，人类是柳的后裔，柳与人类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同上。后世满族人的祭柳风俗、柳枝鞭笞、柳木家法等都是对祖先敬重的主要形式，“这种宗教意识和神话观念的对象化，就形成了满族由来已久的敬柳习俗”同上。。萨满教对东北民众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柳崇拜和柳崇拜蕴含的敬祖心理也以一种隐秘幽微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和艺术审美的选择和取向，也影响着作家的审美创造。《河柳图》中的柳意象就是这种敬祖传统文化心理的变形显现，是受心理定式制约的审美意象。

 

　　列维·施特劳斯认为：“在人与图腾之间……唯一可能存在的关系也必然是一种‘伪装的’关系，所以也是一种隐喻的关系。”列维?施特劳斯：《图腾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页。《河柳图》中柳与主要人物李程爱、李牧青、裴绍发的关系就是一种隐喻关系。它隐喻的是李程爱的寻父意识和寻父过程，也是柳所包含的萨满教祖先崇拜的精神投射。李程爱的寻父情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继父的拒斥，这是显形意义的，二是对生父的思念，这是隐形意义的。

 

　　第一，对继父的拒斥。李程爱是林源镇中学女教师程锦蓝的儿子，父母离异以后，随着母亲再嫁来到了裴绍发家。李程爱天真活泼，有着自己的童话世界和童话般美丽的未来憧憬。他“乐得独自上学”，这样“可以捡玻璃碴当作镜片看太阳”，可以在初春的泥地上写字，他幻想自己“写的‘羊’就该长出只羊，写的‘花’就该开出一带姹紫嫣红的花”。他的继父裴绍发没有文化，靠头脑灵活和大棚种植发了家，但是，即使在上中学的亲女儿眼里他也是卑琐的，他“喜欢搓脚”，“还喜欢放屁”，他不敢把钱存入银行，怕邻居借。只有一次痛快地借钱给程锦蓝的同事，还是因为那个同事当时认为程锦蓝嫁给裴绍发“白瞎了”，他要显一显财力和身份。李程爱来到裴家后，裴绍发对他“很好”，不打不骂，买吃买喝，李程爱对裴绍发似乎也没有反感，只是对裴绍发总让自己改姓，李程爱难以接受。这表面上和平共处的关系下，是裴绍发对李程爱的“改造”和李程爱拒斥切断自己生命之根的心理对抗。小说开始就写到，“裴绍发对儿子大声说：‘李程爱，你还想不想跟我进城吃水煎包去了?’李程爱响亮地说：‘想!’裴绍发说：‘想你怎么还不快点把姓改了?’”李程爱很显然不愿意，搪塞说“麻烦”。但是，裴绍发是强大的，他有钱，他可以用吃喝拉拢哄骗李程爱，他所代表的滚滚而来的商品意识和现代文明，尽管不喜欢柳，甚至把柳条割了编筐，但最终他能满足还处在物质贫困中的孩子的物质需求，怀着诗意幻想的李程爱无力抗拒强大的现实世界，裴绍发达到了目的。裴绍发领着李程爱改完姓后，“显得兴致勃勃的”，“给了他十元钱”说，“你去小卖店买点零嘴吃吧”。在这场父子心理和文化的对抗中，以儿子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弱小的力量没有认输，因此，悲剧也在继续。

 

　　改姓似乎意味着李程爱认可、接受了继父的改造和安排，但就在改姓那天晚上，李程爱“孤零零地站在河岸上”，用柳枝在地上写出他父亲的名字，“这三个字一定是被李程爱描画了多次，每一个笔画都深深的”。在这里，李程爱再一次表明对强大物质世界的抗拒，同时第一次表露的对生父的思念，既是对抗继父的元素，也是他寻父心理的又一指向——正向目标。

 

　　作品中有关李程爱和柳树关联的情节不多，但是都很关键。李程爱的生命始于河柳，始于河柳象征的美好爱情。李程爱追寻理想、理想破灭，由柳树见证，并且以柳条的被割为隐喻。

 

　　第二，对生父的思念。李程爱思念生父，寻找生父，是寻找自己的生命之源，追寻美好的理想，诗意的世界。生父李牧青毕业于名牌师范学校，在乡镇中学教数学，他和程锦蓝倾心相爱，婚姻生活幸福。可以说，他的身上集中了美、爱、文化、希望和梦想等多重积极元素，是理想的“父亲”形象。在萨满教中，柳所象征的祖先是生命之神，他受到后人的顶礼膜拜，祭柳就意味着对祖先的敬畏、爱戴和崇敬。这和《河柳图》中的李程爱的找寻生父结构是一样的。

 

　　因为柳是李牧青的生命根基，是他精神人格的写照，是他人生足迹的见证，所以，李程爱的寻父亲过程也就是寻柳的过程。李牧青和程锦蓝恋爱时，“他们手挽手到河边去”，“他们喜欢看河柳”。李程爱诞生那天晚上，程锦蓝和李牧青去看河柳，“当晚他们回到家后也如胶似漆，李程爱就是那个夜晚水乳交融的结晶”。柳见证了他离开林源镇时的海誓山盟，他“豪迈地说：‘到时我租一架飞机，把这些河柳移到浦东去。’”可是，他一去不回，永远离开了妻儿，离开了河柳。尽管现实残酷地摆在李程爱面前，但李程爱还执拗地追求那晶莹剔透的理想。在李程爱心中，父亲是理想，他和生身父母共有的家庭也是理想。本质上，这里的家庭以及和家庭息息相关的河柳，已是某种文化象征世界，它和经验世界有着部分的重合，但又与经验世界有所不同，它是作家投射、创造出来的理想的艺术世界。这是迟子建怀着对传统文化的一往情深，坚守内心的文化情结，精心构建的理想乐园。

 

　　李程爱寻父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当他不得不随母亲来到裴家时，还执著地憧憬着，他心中默默地思念着生父，向往着河柳，不管继父怎样用物质诱惑他，他都坚守住内心的规律，坚守住做人类童年时代的“孩子”，成为尘世上真正的诗意栖居者。他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世态炎凉的社会里一种久违的理想之光，并带给我们一种持久而温暖的向往。但是，他的姓被改了，他心中的河柳消失了。当裴绍发把那些河柳全都割掉，并且喊“裴程爱”去把剩下的柳条背回来，好编几个筐时，我们看到了恣意横行的物质主义至上的观念和信念、理想等一切崇高被冷落被践踏的无情现实。李程爱被代表传统诗意理想的生父放逐，被代表现实物质主义实用主义的继父“改造”，萨满世界的祖先崇拜和现实父亲世界的坍塌形成巨大反差，李程爱的寻父渴望以理想、生命的幻灭完成了悲剧历程，他成为最悲壮的理想主义受难者。有的学者认为“直到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我们才尖锐地感受到了迟子建作品的疼痛，感受到她对人性和生活阴暗部分的逼视”韩春燕：《东北地域文化小说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其实，我们看到从《河柳图》开始，迟子建就已经把美毁灭给人看了，她开始面对生活的残酷了。

 

二、萨满教的女神崇拜和《河柳图》的女性命运

 

　　萨满教的“崇拜观念是建立在北方先民对动植物不断探索和认识基础上的”，“这往往与每一种动植物的习性、特征有关，这是北方先民对生物世界认识的曲折反映”。郭淑云：《萨满教动植物崇拜与生物认知》，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柳树生命力强，成活率高，多生长于水滨。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尚柳是生殖崇拜的产物。“与女阴崇拜有关的另一种萨满教习俗就是北方民族中广为流传的崇拜柳树的尚柳习俗。”色音：《试论北方少数民族生殖崇拜的萨满教根基》，载《阴山学刊》，1999(3)。满族神话中，佛多妈妈是护婴女神，她有个柳园，如果那里的柳茂盛，世界上的婴儿就身体健康，如果柳叶枯败，婴儿就会生病和死亡。“柳叶，满语叫佛多，有研究者指出：佛多一词在满语中与佛佛(女阴)同源。”孟慧英：《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82页。由此可见柳在远古先民的意识中和女性的密切联系。柳原型意象代表的女神崇拜，就生成了《河柳图》中柳所寓意的女性意识。

 

　　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萨满教产生时代的女神，已经成为现实男权中心文化社会的柔弱女性。《河柳图》中的程锦蓝就是一个缩影。在《河柳图》中，曾为护婴女神的柳仍是程锦蓝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开始写到，程锦蓝觉得自己的新家庭运行中常常发生故障，“有时这故障是人的因素，有时是鬼的因素，还有时是河柳的因素”。作者把河柳、逝去的人与现实的人融为一体来叙述，河柳成为与现实、历史相并列的不可缺少的一个叙事纬度。文本中关于柳的叙事基本都是指向程锦蓝的，“程锦蓝最丰富的联想不过是把河柳比喻成女人”，所以，文本中柳的女性象征意义更突出。柳见证了她的理想，她的爱情，她曾经拥有的精神追求，柳也隐喻了她欲望受压抑、生命被扭曲、权利和主体意识逐渐丧失的命运。程锦蓝的女性意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女性主体意识的显现，第二阶段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

 

　　第一阶段主要是程锦蓝和李牧青的生活，这一阶段小说中写得较简略，主要是插叙和侧面描写，但也能充分展示她曾有过美好的过去和理想。她美丽，长发飘飘，衣着典雅。她有文化，是深受学生欢迎的语文教师，她更有自己独立的精神追求，喜欢河柳，憧憬诗情画意的未来。她热爱自己的事业，晚上顶住裴绍发的冷嘲热讽，认真批改学生作业。她珍爱生命，珍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和裴绍发结婚以后，杀鸡时，还因为那只公鸡过于美丽而难以下手。她曾有美好的爱情，令学生们羡慕，她曾有幸福的家庭。但这一切都在一年中改变了。学校拖欠教师工资，李牧青到上海去应聘，开始还写信寄钱，后来只寄钱，一年后就离婚了。同时面临拖欠工资的`困境，李牧青率先表现出对失去男性主体地位的担心，于是经过努力，他重新获得了经济地位和以它为基础的男性主体地位。而程锦蓝则在这一轮的经济危机中，不仅继续面临经济的逼迫，而且被李牧青所代表的男权中心文化意识放逐，这也为以后程锦蓝进一步沦为弱势处境、丧失主体地位埋下了伏笔。

 

　　程锦蓝恋爱时和李牧青手挽手去看柳，送李牧青去上海时在河柳边惜别，离婚时面对河柳，程锦蓝表现出女性面对生活磨难时应有的从容和镇定。再婚后，她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去看柳，但“想到河上的柳树，程锦蓝觉得心脏抽了一下”。遇到苦恼，她还到河边去向柳倾诉，即使不能向柳倾诉，她也会梦到柳。回顾过去和李牧青在一起的美好生活，她还想折一个柳枝让它漂到上海，寄托自己的思念。柳是程锦蓝的生命，是她的希望。看柳——梦柳——思柳——割柳隐喻了程锦蓝的女性意识独立——压抑——扭曲——丧失的过程。

 

　　第二阶段是程锦蓝和裴绍发再婚的生活，是作品的主体。程锦蓝新生活的开始，也是被约束、被改造的开始。作为一家之主的裴绍发以他的经济地位和男性权威意识对程锦蓝从衣着打扮开始“改造”。程锦蓝有文化，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但是，在家里她的收入少，而现实是以经济基础作为价值衡量的主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的，经济标准左右一切，她的理想、情操、情调不得不让位于生存。裴绍发从鼻里“哼”的一声“批那作业又不挣钱，批它有个屁用”，程锦蓝像被野蜂狠狠蜇了一样。在强大的男权阴影下，处处受限于男性的权威。不久，程锦蓝就不再“衣着典雅别致”，而变成“红袄绿裤”、“声音非常粗犷”了。小说的第一句就是“程锦蓝宰鸡，把鸡给宰飞了”。可想而知她遭到了裴绍发的指责，并说她不如前妻利索，仅仅几天之隔，小说最后，程锦蓝已能“沉着地拧过鸡脖子，深深地割了一刀，这鸡很快就气绝身亡了”。她不再爱怜鸡毛的美丽，杀鸡的本领符合裴绍发的要求了。程锦蓝生活于男人的夹缝中，在男性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的重压之下，女性自我意识已逐步空洞化。裴绍发去兰酒馆，是两个人交锋的转折点。本来程锦蓝觉得裴绍发猥琐，和他在一起“觉得和鬼盘踞在了一起”，裴绍发向她要求欲望满足时，她还能以批作业为由拒绝。但当被拒绝的裴绍发去了兰酒馆以后，程锦蓝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她不仅不顾身份地像泼妇一样用石头砸酒馆的玻璃，还“开始小心翼翼地服侍裴绍发”，“渴望着完完全全地拥有他”。我们看到程锦蓝的处境一步步陷入被动，自我意识一点点丧失，由被动接受改造转向主动投靠和依附，原因像裴绍发的女儿裴莺莺说的那样简单和深刻：“难道钱那么管用?”鲁迅先生在《祝福》中塑造的祥林嫂，在封建“四权”的压迫下她最大的愿望是坐稳了奴隶的地位，程锦蓝则是在愚昧、落后的传统文化劣根性以及商品经济文化观念的负效应的双重压力下不遗余力地捍卫生存地位的知识女性。在不同的历史视阈下，女性继续着被放逐于男权文化之外受到中心话语排斥的悲剧。

 

　　为了达到彻底改造程锦蓝的目的，裴绍发把李程爱的名字改成了裴程爱，卑劣地割光了作为李、程二人爱情见证的河柳。这一举动，无情地扼杀了程锦蓝的生命意识和梦想，同时，充分显示了裴绍发在家庭内部的主导地位和绝对控制能力。是这种男权主导的社会机制，将程锦蓝完全置于了他者地位。从程锦蓝离婚后的一年只去看了一次河柳，到河柳被割，可以看到女神崇拜与女性生命幻灭相冲突的隐喻，从这个隐喻我们认识到了女性生存的困境和对女性命运关注在迟子建叙事中潜在的分量。这就是对于施加于自己身上的改造行为，程锦蓝毫无反抗之力，她压抑着自己的欲望，在逐渐失去了爱的权利的同时，也丧失了女性的主体地位与独立性，由独立的精神追求向现实的物质世界依附，最后完全失去了精神层面的追求。我们解读《河柳图》的叙事动机，能够清楚地看到人与柳在历史与现实、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男性与女性的文化大背景下达到了隐喻意义上的高度统一。这就是无论程锦蓝被李牧青抛弃还是被裴绍发改造，除了传统的男权意识因素外，以物质生产和物质财富的获得为主要标志的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精神文明的极大破坏是更直接的原因。在这种日趋商业化、功利化、物质化、世俗化的时代，女性的工具性、商品性再一次凸显出来就在所难免。这篇小说对程锦蓝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作家强烈的女性意识表达欲望与解构男权主导机制的努力。

 

　　《河柳图》在迟子建的创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主题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在迟子建前后期创作的转变中是临界点和过渡，文本中的人与柳的关系不仅是单纯的修辞手段，如果抽掉关于柳的描写，我们似乎找不到人物生命力的源头。因此，柳已成为支撑小说的灵魂，人与柳的关系也成为迟子建小说带有普遍性的内化的叙事模式。迟子建小说的诗性品质正是来自这种人和自然特有的和谐和统一。但这篇小说至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