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
《长恨歌》达到了某种极致
记者：首先祝贺你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长恨歌》完成于1995年上半年，可以说是你在90年代的一部倾心之作。几年来，《长恨歌》接连获得殊荣。那么在完成创作5年之后，你本人如何评价这部作品，它在你的创作历程中有什么样的意义?
王安忆：《长恨歌》确实写得很用心。当时作家出版社计划出我和贾平凹的自选集，要求其中有一部新长篇。在我开始考虑写什么时，这个题材就在脑海里出现了。应该说，它在我心里其实已沉淀很久了。我个人认为，《长恨歌》的走红带有很大的运气。譬如，当初张爱玲的去世引发了张爱玲热，许多人把我和她往一块儿比，可能因为我们写的都是上海故事，对上海的怀旧时尚客观上推动了读者关注写上海故事的小说。其实我在写作时根本没有什么怀旧感，因为我无“旧”可怀。
事实上，我写《长恨歌》时的心理状态相当清醒。我以前不少作品的写作带有强烈的情绪，但《长恨歌》的写作是一次冷静的操作：风格写实，人物和情节经过严密推理，笔触很细腻。可以说，《长恨歌》的写作在我创作生涯中达到了某种极致的状态。
《长恨歌》的叙事方式包括语言都是那种密不透风的，而且要在长篇中把一种韵味自始至终贯穿下来，很难。因为你得把这口气一直坚持到最后，不能泄掉。写完后我确实有种成就感。《长恨歌》之后，我的写作就开始从这种极致的密渐渐转向疏朗，转向平白。这种演变我自己觉得挺好。
历史是日复一日的生活的演变
记者：你曾说写上海，最有代表的是上海的女性。《长恨歌》就写了一个40年代“上海小姐”的一生命运。上海这座城市的社会是由无数个“声”与“色”作底子的，在王琦瑶的传奇故事中蕴含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长恨歌》后，你还写了《妹头》以及《富萍》等。有评论家指出，你笔下上海的种种历史变迁都停留在日常状态，这一点你怎么看?
王安忆：上海是座有意思的城市。在这个舞台上上演着无数故事，我还没有写完。有人说我的小说“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我觉得我不是在回避。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我写《我爱彼尔》，关心的是现实生活中东西方如何接触的问题，这也是开放后我们遇到的问题。我觉得无论多么大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这个观念我也是逐步形成的'。以前写《叔叔的故事》时，我也是把主观想法端出来写的。
记者：你曾谈过关于小说的理想，所谓的“四不政策”：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特殊化，不要独特性。这种想法到今天有什么变化?你觉得一部好小说的因素是什么?
王安忆：没有改变。说一部好小说应该直指人心，那是从灵魂的角度而言的。我比较关心技术的层面，小说还是要写故事，故事还是要在假定的前提下，做真实的推理。情节发展要合乎逻辑，人物要生动，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爱听，觉得这些太老套了，太一般了，但这的确是小说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我们最难做好的。
生活经验对一个作家而言很重要。小说里的日常生活，不是直露露的描摹，而是展现一种日常的状态。写实是一种陷在许多规矩限制中的写作。许多经典小说在假定的前提下，按照逻辑精确设计人物和情节，这是作家创作中所获得快感之一，同时也是需要功力的一种劳作。我在年轻时候也容易喜欢一些情绪化、浪漫的东西，现在我真心赞叹那种上乘的写实功力。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到沪，1970年赴安徽插队落户，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回上海，任《儿童时代》小说编辑，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至今。
自197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出版发表有小说《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站》、《流逝》、《小鲍庄》、《叔叔的故事》、《69届初中生》、《长恨歌》、《富萍》等短、中、长篇，约500万字，以及若干散文、文学理论。其中一度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二度获全国中篇小说奖。其作品翻译为外国语的有英、法、荷、德、日、捷、韩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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