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的思想变化及诗歌风格
思想变化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
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
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
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诗歌风格
这篇诗是白居易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也是祖国古典诗歌中抒情诗与叙事诗密切结合的典范之一。诗篇一开头，对男女主人公是有所谴责的，但发展下去，诗人却用自己的感情、想象丰富了这个故事，赋予了这个爱情悲剧以更普遍的意义，使得作者自己和广大读者都对之产生了高度的同情。在一定程度上已脱离了历史原貌，成为一篇以咏叹李、杨爱情为主，充满感伤情调的“风情”诗了。玄宗早年励精图治，因此有开元治世;晚年荒淫无道，因此有天宝乱世。诗人面对这种具体现实，对这位天然尊长形成了矛盾而复杂的感情，有时颂美怀念，有时批评斥责，《长恨歌》则兼而有之。
这是由诗人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认识所决定的。在创作中，作者打破了他写讽喻诗所坚持的“其事核而实”、“不为文而作”的规则，在叙事过程中一再使用想象和虚构手法，情、景、理的完美结合结构，浓烈的抒情贯穿于叙事的全过程，语言方面，音节和谐，句式骈散结合，并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及其作用，使得全诗风情摇曳，生动流转，极富艺术感染力。
人的悲剧性命运及以庄禅思想为依托对这种命运的超越，对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愉悦的追求 人物形象生动，语言和声调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的水乳交融，也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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