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女人的悲歌剧评

时间:2020-11-14 09:56:18 长恨歌 我要投稿

长恨歌--女人的悲歌(剧评)

  引言:王安忆说,《长恨歌》曾被改编成话剧、电视剧、电影等众多版本,自己最爱的是话剧版,但遗憾话剧版丢了一些朴素。下面是小编分享了关于话剧版的剧评,欢迎大家阅读!

长恨歌--女人的悲歌(剧评)

  《长恨歌》这是一曲女人的悲歌。

  她以不变应万变的生活方式,永远罗曼蒂克地追求生活。在作者传神的叙写中,我透视时间隧道,在流动的画面中迷失:哪是此地,哪是彼地!无数代无数个王琦瑶在挣扎中幻灭涅磐又重生。红颜逝水,在所有岁月的打磨之后,存留的虽依稀,却绝对地面目全非。

  这是只有女人才能读懂的故事。笙歌宴罢,月深人静,她是怎样一次又一次收拾起杯盘狼藉的心,稳住心性,无论明天怎样,在有梦无梦之间,在澄明和混沌之间:伸或张,梦或醒。

  女人常常是这样的:年青时在绚丽虚荣的迷惑下,不知道想要什么,因为不甘平凡便选择冒险;而戏散后面对着空旷的灯火阑珊,才恍然:少女时代梦了那么久的期盼原来只不过是来不及回眸的一闪而过。而个中滋味是:创伤未愈时的鲜血淋漓,是结痂后无法释怀的一种比较,是走远了还想回眸,假定中还想拥有,是幸福不再的一种怆然。说到底,女人的生命太脆弱,脆弱得经不起一个玩笑或一种假定。

  成年后,终于明白了婚姻的实质,相守的内涵。而等待后的邂逅,竟是那样一种变了味的安慰。正像席慕容诗中所写:“我不愿再见你,因为再见的已不是你,只是一些沧桑的岁月和流年。”无非是隔着岁月的风尘,依稀望见旧时模样。相处可以和谐而安定,是因为没有忘却和改变的那部分,而那无意中流露的陌生,便摧毁了那以青春流逝为代价的守候,依然守不住相守。而在心里,我多么希望可以这样诠释痴情的等候:“如果你所有的流浪都是因为我,我如何可以不爱你风霜的面容;若世间的悲苦你都已为我尝尽,我如何可以不爱你憔悴的心。”

  错过春花,又错过秋月,不经意间已近暮年;设计了又设计,企盼了又企盼,最后终结在戏中的一个场景,一个情节。人生如戏,哪一场是戏内,哪一场是戏外!温泉水滑,芙蓉帐暖;恩爱情绝,天上人间。原来繁华过后是一梦!

  短短的一生,长长的遗憾,在“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之中,还是之外?何为满,何为缺?既然注定生有传奇,憾又何憾!悲莫悲兮!

  咫尺之遥的舞台是个别样的世界

  多年来,王安忆一直保持着本色:不说不愿说的话,不出席没兴趣的场合,好就说好,不好也直言不讳。昨天,当该剧导演苏乐慈请她到台上来时,她直接表达了心中的感受。她表示,《长恨歌》能再次回到舞台,实在是件非常让人高兴的事,“虽然这已不是我第一遍看她,但看到自己笔下的人物能活在舞台上,心里依然非常激动”。与此同时,王安忆也对记者表示,好作品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沉淀,等今年5月份编剧赵耀民从加拿大回来时,一定要“抓”住他将剧本再改改。《长恨歌》修改的余地还很大,需要继续磨。

  8年来,观众换过一拨又一拨,《长恨歌》在小说之外,分别以话剧、电影、电视、绘本的方式被反复表现。然而,对原著者来说,这个从舞台上跑出来的“孩子”,既熟悉又陌生,是新朋友又是旧相识,是今事又是过往,仿佛从头写又仿佛再次读。王安忆谈及,话剧作出了非常忠于原著的创作,并且增加了颇多的喜剧色彩,而以喜写悲是编剧赵耀民进行的颇具意味的二度创作。这得到了王安忆的赞赏:“这么一来起到了很好的剧场效果,使这么一个悲剧不显得沉闷;而以喜来写悲更显张力,这是改编成功的部分。”

  有意思的是,在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结尾和话剧结尾都提到了鸽子。舞台上,王琦瑶被害,大幕落下,“鸽子照常从波涛连绵的屋顶飞过,花开花落。”这是旁白的声音。鸽子飞翔在城市上空,它们是见证者;谁又能说鸽子飞来飞去,每天在固定的地方画圈,不是带有一些绝望呢?在小说《长恨歌》里,散落着许多这般意味无穷的描写,赵耀民曾经说,王安忆是用一肚子的浪漫主义创造了一个世俗的世界。这些,对小说来说是翅膀,对话剧改编却是难题。

  “怎样把言外之意做出戏来,编剧和导演都尽力了。”王安忆表示,“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我不敢说目前呈现的王琦瑶就是我心中的王琦瑶,但至少这个人物是站住的。她或许是苏导的王琦瑶,又或许是赵耀民的王琦瑶。其实,我并不十分在意它有没有完全地体现了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哪怕有一点点在舞台上立住了,我已足够高兴。”

  王安忆钟爱戏剧是圈里出了名的。在剧场邂逅她的几率极高,她对戏剧那种小女孩般的憧憬和喜爱,多半来源于她的父亲。很多人知道作家王安忆的母亲是作家茹志鹃,但很少人知道她的父亲王啸平先生就是上海人艺的著名导演,曾执导过话剧《白毛女》《杜鹃山》,并且把《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一次搬上了上海的话剧舞台。“我对剧场不陌生,小时候,父亲常领我去剧场,他工作的时候,我就四处转转,也有不少演员会到家里来玩,一起畅谈。”年幼时的耳濡目染,让王安忆始终对舞台充满感情。她说:“我非常关心话剧《长恨歌》的排演和演出,这是因为我非常喜爱舞台,我觉得舞台和我只是咫尺之遥,可它就已经是一个别样的世界。《长恨歌》写于20年前,当时的情景已成惘然,后来的生活覆盖了它。话剧又将它推到我的跟前,真是一个奇妙的相逢。”

  这一版的遗憾是丢失了一些“朴素”

  《长恨歌》的出现,来自于一段流言的存在——一个选美小姐出身的女人,死于非命。王安忆透露:“写《长恨歌》的时候,我只是感性地被她的故事所吸引,她的意义是在事后去回想的。有人问我,年轻时候的王琦瑶有没有梦想,我当时断然回答,没有梦想,她只有现实。后来我又想起这个问题,我依然坚持她没有梦想。只是,随着生活的进程,现实越来越变得像一场梦,她就成了梦中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梦醒。”

  对于王琦瑶的扮演者张璐,王安忆给予了肯定。“她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大的,8年前我的一个日本戏剧界朋友来看戏,看到张璐的表演觉得她太年轻了。他说,在日本,宁愿选一个年纪大的演员来演年轻的角色,这样更有把握。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看到了年轻演员的成长。如今的王琦瑶比8年前好得多。”

  一场繁华上海的遗恨和旧梦,是被王安忆一点一点用非常日常的素材“堆砌”出来的。“朴素”是她反复跟记者强调的两个字。如果说有遗憾的话,她认为这一版丢失了一些“朴素”。但是,长恨不正在于“有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变化在发生着吗”,对于有人说小说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王安忆不认同。她说:“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生活的演变。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在这方面,话剧唯有比小说走得更彻底一些,这是话剧本身的特质决定的。”

  每天早晨写作,下午阅读,晚上休息。王安忆就喜欢这样的日常生活,也爱着舞台上的不平常。这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同她这个人,似乎是难以言尽的。在《长恨歌》再度演出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她:“这一版与此前那一版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王安忆的尖锐瞬间爆发,她说:“为什么非得关注变化?好的作品只需随着时间慢慢沉淀,我们对时间的态度为什么变得那么急促?我是写小说的人,我认为文学追求的正是那些永恒不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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