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长恨歌的中心思想
从当时的创作背景看首先，写《长恨歌传》的陈鸿说：“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号浪琊王质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日：t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由这段话可以看出，自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长恨歌传》是同一题材的不同体裁，这是一种新的传奇小说形式，有《歌》有《传》，既“可以见诗笔”f诗歌部分)，又“可以见史才”(记事部分)，诗与传互相辉映和补充，“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就是说他们有共同的创作意图，主题是统一的，陈寅恪先生说：··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方可。(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其次，从白居易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几次写到尤物害人的意思，也可以窥见《长恨歌》主题：《新乐府·八骏图》“由来尤物.不在大，能荡君心则为害。”《新乐府·李夫人》“生亦惑，死亦惑i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在这两首诗的'序中，分别说明是为了“戒奇物，惩游佚’’和“鉴璧惑。”《新乐府·胡旋女》“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说明安禄山和杨贵妃都是惑君的奸佞，弄得君王昏昏沉沉，是非不辨，事到临头，还认奸作忠，死后还追念不已。诗的卒章显志：“数唱此歌悟明主。”.酌 白居易研究一“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犹若是，真色迷人应过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恶假贵重真。狐假女妖害犹浅，一朝一夕迷人眼。
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长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倾人国。”(《新乐府·古冢狐》)这首诗虽未道及贵妃，但从所处的地位、媚态以及最后殃及人国的结果，已经能看出了《长恨歌》的雏形。该诗序中说“戒艳色也。”
史载唐玄宗从开元二年到天宝十四年的四十一年时间里，先后出游华清官三十六次之多，有时一年两次，杨贵妃在这里居住长达十一年之久，唐玄宗和杨氏姊妹每年十月来华清宫避寒，到年底或次年三四月才回长安，每次游幸，兴师动众，花费极大。白居易在《骊宫高》中写道：“八十一车千万骑，朝有宴饫暮有赐，中人之产数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费。”极尽挥霍，可见一斑。
我们把以上所提供的材料与陈鸿的话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白居易《长恨歌》的写作动机，是在告诫君主不要沉迷女色，贪图逸乐，导致国破家亡。这个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
再次，从白居易当时的创作思想来说，他写《长恨歌》这一年，写成了《策林》七十五首。《策林》中的思想，也必然影响到他的创作思想。《策林》六十九对音乐艺术的作用是这样说的：
“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他要求艺术的真实，更要求素材的真实，要求诗人对社会负起责任。他说：“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策林》六十八)定以说明，白居易此时所写的《长恨歌》完全是有为而发，是为了“救济人病，裨《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补时阙，”是“愿得天子知。”
天子怎么样?有什么毛病值得白居易这么担忧?据《新唐书’德宗纪》《唐会要·搜狩》卷二十八载，德宗、宪宗都喜爱田猎。《旧唐书。郭后传》载：宪宗“后庭多私爱。”可见声色犬马是德宗、宪宗的通病。正是由于有这两位贪图逸乐、惑于尤物、奢欲无度的皇帝，白居易才有感而发，在《策林》中反复地强调君主的垂范作用，“君之举措，为人理乱之源，……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阶于乱。”(《策林》二)那么此时所写作的《长恨歌》，目的就绝不会是歌颂李杨的爱情。他的选材、立意、构思情节、展开主题都必须是围绕着“惩尤物”、“窒乱阶”的目的展开的。
洪迈在《容斋续笔》的“唐诗无讳避”条中指出：“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呢，非外间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也不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
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李义山《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诸诗皆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固然唐朝政治开明，但白居易敢于这样，也很不容易，表现了他的苦心和见识。他写《长恨歌》的目的，正是为了节欲除弊，以正根本，提倡“救失之道，”反对“谄成之风。”离开了作者创作的政治理想和创作意图，把《长恨歌》当作纯粹的爱情故事来欣赏，显然是背离了文本的原意和当时的社会实际，从而曲解了作者揭露现实、讽喻君王的重大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