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高适和岑参边塞诗
在盛唐的诗苑里，丰富多彩的边塞诗代表了盛唐诗歌的现实主义主流特色。连绵的边塞战争及各民族之间的频繁交往，是孕育盛唐边塞诗歌的沃土。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比较高适和岑参边塞诗，欢迎阅读。
比较高适和岑参边塞诗
前人比较高适、岑参边塞诗异同的一些看法如下：
殷璠《河岳英灵集》：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朝野通赏其文。”岑参“语奇体隽，意亦造奇。”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高岑一时，不易上下。岑气骨不如达夫遒上，而婉缛过之。”
元陈绎：高适“尚质主理”，岑参“尚巧主景”。
尚质，叙事质实、语言质朴，主理重在表达自己的看法;
尚巧，立意巧(如雪中送别)，构思巧(如千树万树梨花开)，主景，重在写景。
请你以《燕歌行》、《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两诗为例，以“高适、岑参边塞诗比较谈”为题，写一篇文学评论短文。字数不少于600字。
提示：可比较高适、岑参边塞诗在选材立意、抒情方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的不同点。
示例：
高适、岑参边塞诗比较谈
高适和岑参是盛唐时期的两位诗人，以写边塞诗著称。他们的名字常被后人并列提及，是谓“高岑”。 两人都很幸运，赶上了“开元盛世”;又都很不幸，碰上了“安史之乱”。两人还都曾背井离乡，辗转于长安、洛阳两地，以求仕途升达;又都不堪卑躬屈膝、为五斗米折腰，转而投笔从戎，征战沙场。他们都有冲天的斗志，豪迈的气概，他们都有乐观的气度，宽广的胸怀，笔端一点，就将阵中凶险、塞外苦寒化作催人奋进的诗篇。他们的边塞诗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具有共同的特点：报国立功的理想抱负，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悲壮慷慨的风格。
一、抒发为国守边、报国立功的理想抱负和执著追求，洋溢着一种急于用世、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在高、岑的边塞诗中，始终都洋溢着这种积极进取的情怀。高适“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长策须当用，男儿莫顾身”;“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志存高远。岑参“万里奉王事, 一身无所求。”“功业须及时，立身有行藏。男儿感忠义，万里忘越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意气豪迈。他们都抒发了报国立功的豪情壮志。但由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与差距，他们也有怀才不遇的苦闷和感叹：“谁怜不得志, 长剑独归来。”“早治安边计，未尽平生怀。”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放弃对理想和抱负的执着追求，报国立功的情怀始终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和创作。
二、歌颂边塞将士不畏艰险、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 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如高适《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士兵们“铁衣远戍辛勤久”，远离家乡和亲人，即使是妻子儿女哭断肠，仍然义无返顾地走向战场，是他们无情吗?不!因为这是在“破残贼”，是在保家卫国。爱国主义是催促他们踏上征程的动力，激励他们奋勇杀敌的号角。战斗的条件异常艰苦，“山川萧条”“大漠穷秋”，他们依然斗志昂扬，英勇战斗。将领的指挥无能和草率轻敌，导致士兵身陷重围，使得“力尽关山未解围”，但他们没有放弃，仍然“杀气三时作阵云”，欲与敌人决一死战，以死殉国：“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岂顾勋”再一次升华了士兵的爱国境界。
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着力描写边塞广漠“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乱石走……”的恶劣环境和奇险战况，描写将士们“风头如刀面如割”的艰苦生活以及敌势凭陵和唐军千旗万鼓、惊天动地的军威和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歌颂了将士们浴血战斗、死节不顾身的英雄气概，突出表现盛唐边塞将士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主题。
三、高、岑边塞诗都具有悲壮的共同格调。
宋人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明人胡应麟也说：“高、岑悲壮为宗。”“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在他们诗中表现出来的为国建功的理想抱负使人感受豪壮，而这种理想抱负在现实追求中的挫折和失落，又使人感到悲凉，奇险的大漠风光使人感受雄奇壮美，将士们经受的劳苦艰辛又使人产生同情和怜惜，奋勇杀敌、尽忠报国的气节使人感受崇高，血染沙场、骨埋荒野又使人感到沉痛，对和平生活的强烈渴望使人向往美好，人们不得不为此忍受离乡背井、无尽思亲又令人愁肠欲断。这些诗中，既写出战争中的雄壮，更写出战争中的悲苦，这种壮和悲的并存，崇高和沉痛的纠结，造成了高、岑边塞诗悲壮的氛围和格调，给人悲壮的情感体验。元人辛文房说高、岑诗“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
高适、岑参边塞诗虽有相同之处，但由于各自家庭背景、人生际遇的不同，造成了二人诗风的'不同特点：高适悲壮而深刻苍凉，岑参悲壮而昂扬豪迈;高诗叙事、写实、议论，思想深刻，现实主义气息浓厚;岑诗写景、描写、抒情，富有艺术个性，浪漫主义色彩突出;高适直抒胸臆，语言朴质;岑参寓情于景，语言瑰丽，想象奇特。下文主要从选材立意、抒情方式、表现手法等方面比较高、岑边塞诗的不同点。
一、选材立意的不同。两人虽同为边塞诗人，同以“边塞”为题，他们在选材立意上却有质的差异。
高适的边塞诗所蕴含的沉厚的思想内容和感情，较岑参而言是比较复杂的。高适诗具有广阔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而岑参的诗则显得比较单一。高适的诗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抑或是描写底层士兵和人民的生活，均是为了表达沉重的忧国忧民之情，他常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问题，以政论的语调来表达自己对边塞之事的政见，抒发自己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内涵较丰厚。其《燕歌行》有感于边帅作战兵败，反而邀功请赏一事所作。全诗以“单于猎火照狼山”、“胡骑凭陵杂风雨”的民族矛盾为导线，展开一系列的矛盾。战士慷慨赴难、杀敌报国与久戍不归：“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丈夫思乡、妻子断肠与久戍不得归：“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将军士兵苦乐不均：“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也议论战败原因：边帅的骄与奢。最后“至今犹忆李将军”。诗人发出了边陲战士渴望良将镇戍的愿望。
而岑参虽然也是以“入幕”为目的，但其诗只能看作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以其诗人式的敏感、敏锐的心灵去感受战斗的生活和边塞的风光，有着昂扬的情绪和乐观的精神，而缺乏一个政治家的深刻性以及关怀底层黎民百姓的情怀。可以说，这种差别与创作主体的个人身世以及生活体验不无关系。岑参祖上三代都以文墨至相，虽家道中落，但终究没有像高适般受过潦倒与贫困的折磨，未能从思想上接近人民，看到人民的疾苦，所以从作家本体来说，它缺乏对下层人民生活的贴切观照与人生感悟。
二、在抒情方面，高适、岑参也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特色。
高适的诗重在抒情，他往往直抒胸臆，或者夹叙夹议，因此他的诗常常带有浓郁的主观情调。在抒情中虽偶有夹杂景物的描写，然而旨在借景抒情，所以有时在景物的描写上显得有些节俭，但也颇有感染力。
而岑参的诗歌却重在描写塞外的神奇风光以及种种的边塞军旅生活。可以说，他是在描写中抒发感情的，或者可以说，他是寓情于描写之中。所以他的诗往往是客观的示现，展示出一幕幕五彩缤纷的生活画面，以奇异之思引人入胜，而作者的深厚感情也就浑含其中。景物的转换过程又是其心灵的解悟过程。
三、艺术风格同中有异，表现手法各具特色。
就唐代的边塞诗来说，高、岑齐名，风格也有许多相近的地方，尤其是他们的“悲壮之风”。大概是由于当时的整个盛唐气象的影响，抱有“入世”愿望的他们怀有强烈的报国立业的豪情壮志，再加之所选的“边塞”题材，塞外地域广阔，风景壮丽，战争军旅生活的悲壮，以及诗中所蕴含的深厚情感的缘故，高、岑诗歌的豪迈奔放尤为明显，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
高适诗雄浑悲壮中显得深沉，质朴浑实;岑参诗雄浑悲壮中显得雄放，洒脱。高适常用对比、反衬的手法，语言刚健质朴、精炼准确;岑参则好比喻和夸张，语言新奇自如，呈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翁方纲在《石州诗话》说：“高之浑厚，岑之奇峭。”高适诗多寄壮气于苍凉中的慷慨悲歌，“曾是不得意，适来兼别离。如何一尊酒，翻作满堂悲。”“暮天摇落伤怀抱，倚剑悲歌对秋草。”“斗酒相留醉复醒，悲歌数年泪如雨。”悲歌声里，跳动着一颗不甘寂寞的雄心。高适诗作中，对比和反衬手法运用娴熟，“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战士与将军，效命疆场与纵情声色的对比;“大漠孤烟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战争失利的场面。写景状物常从大处落笔，粗犷雄浑。
岑参注重观察，精于细节描绘，语言平凡却新奇独特。“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落。”“匹马西从天外来归，扬鞭只共鸟争飞。”“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拔。”从细节处写大背景、大场面。岑诗多比喻和夸张，“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便是代表。岑参描写边塞风光的奇异，往往起到烘托的作用。“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以恶劣的自然环境烘托战士的不畏艰险。
四、在对文学遗产的继承上，选择有所不同。
首先，高适诗在承传汉魏“风骨”的特点上比较突出，在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继承方面，因袭较多，突破与创新似嫌不足。高适的诗历来被文学评论家们认为是颇有“气骨”的，其“气骨”与魏晋时期的“建安风骨”颇有相似之处。其“气”主要指的是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感情，这与作家本体的意气有关。由于作家本体意气骏爽，故其诗在思想情感上才呈现出一股纯正清明之气。高适在边塞诗的创作中，对于众多的传统文学样式，他因袭了乐府旧题。《燕歌行》就是一个沿用乐府旧题的典型例子。同时，他所沿用的诗题与所要表达的内容是基本和谐的。但是，其借用这些乐府旧题，毕竟是旧瓶装新酒，形式上的限制不能随心所欲地抒发自己丰富的感情，在艺术形式的表现上显然有些拘谨了，并且给人一种陈旧的感觉。
与高适相比，岑参则较多地融合了六朝以来的语言风格，并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作了适当的创新，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他沿袭了六朝骈文语言绮丽雕琢的风格，并加以奇特的想象，创造出了绮丽雄奇的风格。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美好比喻跨越了质朴，又有奇特的想象，“风掣红旗冻不翻”中的“冻”、“翻”的字句锤炼亦独出机杼。另外，他创造了新兴的歌行体而取代了旧的乐府诗题，从而在诗歌的形式上彻底突破了乐府旧题材的羁绊，句式随情感表达需要而参差错落，卷舒自如，自由放纵。对于整个盛唐诗坛来说，岑参的诗歌可谓是别开生面。
高适、岑参边塞诗的共同与不同的特点，都很鲜明突出。阅读高、岑边塞诗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有生命力的文学流派，其共性应反映时代精神，表现时代的主旋律，而各个作家又应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高适、岑参边塞诗派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其基本原因就在此。
诗人简介
岑参(cén shēn)出身于官僚家庭，曾祖父、伯祖父、伯父都官至宰相。于同代的高适齐名并与高适并称“高岑”.他父亲两任州刺史，但却早死，家道衰落。他 自幼从兄受书，遍读经史。二十岁至长安，献书求仕。求仕不成，奔走京洛，漫游河朔。744年(天宝三载)也就是三十岁时中进士，授兵曹参军。749年(天宝八载)，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赴安西，751年回长安。754年又作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再度出塞。安史乱后，757年(至德二载)才回朝。前后两次在边塞共六年。他的诗说：“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又说：“侧身佐戎幕，敛任事边陲。自随定远侯，亦着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幽并儿。”(《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可以看出他两次出塞都是颇有雄心壮志的。他回朝后，由杜甫等推荐任右补阙，以后转起居舍人等官职，766年(大历元年)官至嘉州刺史，世称岑嘉州。以后罢官，客死成都旅舍。
高适(约704年—约765年)，字达夫、仲武，汉族，唐朝渤海郡(今河北景县)人，后迁居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睢阳)。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曾任刑部侍郎、散骑常侍、渤海县候，世称高常侍。
高适与岑参并称“高岑”，有《高常侍集》等传世，其诗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开封禹王台五贤祠即专为高适、李白、杜甫、何景明、李梦阳而立。后人又把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合称“边塞四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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