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晚年的人生败笔
到柳宗元、韩愈、元稹、刘禹锡、贾岛等文坛巨匠相继谢世的九世纪四十年代，晚唐的文坛老前辈只剩下白居易。这时的白老先生又位居刑部尚书，就堪称文坛霸主了。
可惜的是，杜牧等晚唐文坛少壮却偏不买白老先生的账，甚至言行上多有不恭。倒并非因了此时的白老前辈养尊处优才思枯竭再写不出诗词力作，杜牧他们还不致轻薄到这步田地，他们看不起的是白居易晚年的人品。
问题出在白居易对一代桂冠诗人张祜的态度上。还在白老先生任杭州刺史期间，青年诗人张祜和徐凝去拜谒白老前辈。白老先生出题让两人当场进行了一场诗文竞赛。诗文出来后，连徐凝都自认远不如张祜，想不到白老先生倒取徐凝第一，而面对张祜诗文横挑鼻子竖挑眼，这句不妥那句失当，说得很没有道理。并非白老先生老眼昏花，分不出高下，而是看出张祜将是自己的文坛劲敌，或者说当时已不亚于白老先生了。白居易完全是出于嫉妒而有意贬损张祜。偏偏张祜又少不更事，对白老先生毫无道理的指责当场进行了辩驳，弄得白老先生无言以对，很下不了台。张祜就更不讨白老先生喜欢。不久白居易进京任职，位居高官，张祜就更无出头之日了。白居易很清楚：在以官显贵的社会里，只要张祜进不了官场，名声就大不到哪里去，也就夺不去自己文坛霸主的地位。白居易开始自鸣得意，但很快就觉出不对劲来，自此文坛后辈竟很有些瞧不起他了。最为张祜抱不平的是杜牧，甚至有“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的不敬之词。更出乎白老先生意外的是连徐凝都改变了对白居易的看法。在张祜忿然而去之后，徐凝也觉得没劲，“亦鼓木世而归”，张祜徐凝此后“终身偃抑，不随乡试矣”。可见徐凝亦非市侩小人。
公元845年，杜牧在安徽池州举办了一次全国高手级的笔会。他请了贫困潦倒的张祜、心境不凡的徐凝，却偏偏不请“德高望重”的白居易，有意给了白老先生一个难堪。当然，白老先生此时定居洛阳，身边有蛮、素二年轻佳丽陪着，生活得有滋有味，表现上也许并不在乎一次晚辈举办的笔会，但心里，恐怕就并不见得那么平静了。
拓展阅读：对白居易的评价
旧唐书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新唐书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唐才子传
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历代评价
唐代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此诗可作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五代及宋
新、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评价亦有不同。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新唐书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又说：“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然而新唐书对白居易的人品则给予极高的肯定：“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鸣呼，居易其贤哉!”这种评价的变迁可能与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
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的评语。
辽金元三代
元好问：“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在《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句下，元好问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明清
袁宗道以“白苏斋”为斋名，并有《咏怀效白》的诗作
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亦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
清乾隆皇帝敕编的《唐宋诗醇》对白居易的诗文与为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白居易“实具经世之才”，并认为官员应以白居易的诗“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作为座右铭。
近现代
胡适赞扬以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为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陈寅恪、刘大杰、钱基博等，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然而钱钟书对白居易的评价则不高。
他国评价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写汉诗，当时渤海国的人见道真的诗，认为与白居易的诗很像，这评语令道真很高兴，还特别记载下来，引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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