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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文学观念与政治情怀

白居易 时间:2018-04-10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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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文学观念中由于渗入了很多为政治服务的因素,因而与人们对文学的期望存在较大的距离。

白居易的文学观念与政治情怀

  白居易的文学观念与政治情怀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0卷作为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因为其《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而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同时,诗人的《与元九书》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篇目,不仅袒露了自己的文学观念,而且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情怀。不过,就广大读者和文学史对其创作的推崇与白居易自己的偏爱来说,中间的距离又是明显存在的。这样说的意思是,广大读者更推崇的是《长恨歌》、《琵琶行》等感伤诗,而白居易本人偏爱的却是《新乐府》等讽喻诗。可以说,这是一个富有意味、值得思考的文学现象。之中涉及到了作家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实际所导致的不同倾向,更涉及到了如何更好地理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而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方面来提出问题,以求得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讽喻诗在于美刺比兴、因事立题,闲适诗仅为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而感伤诗则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这三类均是从诗歌内容着眼的分类。至于杂律诗,却是从形式方面着眼的:“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等等。就这四类诗歌来说,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讽喻诗,原因在于这类诗是他“兼济之志”的具体体现,所以也就将之放在第一类的位置。可是,白居易自己所看重的讽喻诗,恰恰又是人们所并不看重的。对之,当时的诗人已经深有察觉:“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1] 96102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反差呢?白居易囿于自己的局限是说不清楚的。

  白居易之所以说不清反差的原因,在于他所理解的诗歌本质是存在偏差的。本来,文学艺术是人类求证其自由本性、想象并创造其美好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这种特殊就特殊在她是情感的、想象的和形象的。自然,人们所喜爱的也就是那些既突出了情感、想象和形象而又能够予以创新的文学作品,是能够提供给人们不同于生活实际并且有益于人的某些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恨歌》与《琵琶行》确实是“讽喻诗”所远远比不了的。那么,作为诗人的白居易为什么不了解这一点呢?或者说,他为什么看重人们所看轻的对象呢?这显然又与他的文学观念分不开。在白居易看来,诗歌应该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目的正如其《新乐府序》所言:在于“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自然,这是一种政治功利很强的文学观念。由于这样的观念,而讽喻诗恰恰是具体贯彻、体现这一观念的,所以在白居易看来,它也就是最重要也最好的了。换句话说,在白居易那里,诗歌并不是用来以抒发个人情感和体现审美追求为主的,而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

  应该说,中国古人的文学观念中,由于政治意识的干预,往往有着突出的教化色彩,与之相应,政治因素的渗入也就顺理成章。只是,在古代的社会实际中,人们还不可能对政治有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因而也就难以很好地解释并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在文化资源并不发达的时代,各个方面都想通过文学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自然,统治者也就更不会放过文学能够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从而对之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来。而对于参政热情浓郁的文人和作家来说,也往往响应着、实践着文学的教化功能,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主张和理论也就成为了一条明显的主线。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作为封建官员且具有高度参政热情的白居易,提出他的诗歌主张,表达他的文学观念,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一代大诗人的白居易,其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以及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生动的案例,客观上倒是有利于我们很好地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创作中正确对待政治的介入。

  很显然,作为生活实际中的重要内容,政治是任何人(包括作家)都难以回避的,自然,也是文学创作所回避不了的。然而,文学毕竟不是政治学,她也可以不表现有关政治治理的内容,再加上特定历史时期政治对文学的伤害,也使得有人提出文学应该远离甚至脱离政治。可是,某作家的远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所有作家都能够脱离政治,所以,我们应该探讨的并不是文学表现不表现政治的问题,而是如何表现政治的问题。更何况历史上既表现了政治内容又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创作并不少见呢?比如屈原的《离骚》、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等等。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离骚》。作为屈原的代表作,作为中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离骚》叙述了诗人的出生和成长,尤其是叙述了自己如何辅佐楚王进行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因为触动了有些人的利益,遭受到了围攻和打击,而楚王也听信谗言,不再信任他,并放逐了他。在遭受打击后,诗人重华陈词,上扣天阙,下求佚女,灵氛占卜,巫咸劝阻,历数历史上的有关政治人物,辨析着行为的是是非非,选择着自己的何去何从。很明显,《离骚》中的叙事和抒情都有着浓郁的政治色彩。但是,谁都承认,屈原的《离骚》其情感之充沛、想象之丰富、形象之生动,都是之前的文学史上所没有的。也可以说,《离骚》是屈原在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后,对其情感实际的一次充分的抒发,或者说,它是以情感为主的,而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改变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正如司马迁所说:“离骚者,盖离忧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贾生列传》)由此也可以说,文学的功能在于她能够通过对人们思想感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上,在于不同于其他因素的“文学的”内容上,而并不就是表现在她对社会的立竿见影的作用上,所谓的“无用之用”,正是这方面的意思。真的将“补察时政”作为文学的目的的话,此时的“文学”不过是成为了包裹政治性内容的外衣,实质上是等同于调查报告、社情民意等行政文书的,或者说让调查报告、社情民意的内容更易于大家阅读和传颂罢了。在《策林六十八(议文章碑碣辞赋)》中所说的“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客观上更充分地说明了白居易的文学观念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或者说,他的文学观念中有着浓郁的政治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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