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只快乐的猪日记
“你愿意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做一只快乐的猪？”英国近代哲学家米勒曾提出过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
苏格拉底，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他为何痛苦？有这样一个故事：某日，苏格拉底像平常一样，大清早就出门找人聊天，到了天色昏暗才回家。其实，许多雅典公民都是这样度日的。可惜他的太太却对此十分不满，这天回家之后，太太又大吵一顿，苏格拉底只好夺门而出。刚刚跨出家门，一盆冷水由楼上当头泼下，淋得他浑身湿透。他自我解释道：“早就知道，雷鸣之后，必有大雨。”
可让这位哲人痛苦的，远不是“惧内”这么简单。更主要的是，在一个众生蒙昧的年代，他要劝大家接受真理与光明，这就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误解他，认为他是怪异之徒。他空有满腔悲愿，无法实现。他并不是因为自己得到智慧而痛苦，却是因为别人无法分享他的智慧而痛苦。最终他的生命，以受人诬告，被判死刑而结束。
屈原，战国时楚国政治家和诗人，“博闻强记，娴于辞令”。“哀民生之多艰”而主张变法革新。内政方面辅佐楚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于齐。后受到朝中上官大夫等佞臣的嫉妒排挤，“美政”不得施展，反遭罢黜和流放。在“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情况下，自沉汨罗江，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也有人从他的大量情诗，尤以《湘夫人》推断，说他死于谋杀，是一场秘密爱情的牺牲品。）
无论是西方先哲苏格拉底，还是东方先贤屈原。及投水的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把自己年轻的血肉之躯铺上冰冷铁轨的海子。再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坚持其“质本洁来还洁去”之心灵洁痞，伤春悲秋，“泪尽夭忘”，留下了一段千古红楼幽怨。他们都让我们明白一个人与俗世相处的法则：不能同流合污，便被淘汰出局。也让我们深思一个问题：如果他们换一种生存方式，历史是否会因此而被改写？如果换一种活法，是否更会活出一种生命的宽度和韧性？
《论语·宪问篇》记载，孔子与学生子路、子贡讨论管仲是仁，还是不仁。子路曰：“桓公杀公子赳，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白话翻译是：子路问：“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殉难，为公子纠死了。管仲却偷生，人格有问题吧？”孔夫子答他说：“齐桓公九次召集群雄，不用武力，全是管仲的功劳。管仲是大处着眼的人，这就是他的人格啊！这就是他的人格啊！”)孔子对管仲所给出的“如其仁”、“如其仁”的高度评价，无疑是公正的、科学的'!
所以我们设想，假如苏格拉底按照朋友和弟子的计划出逃，没有死。那该让多少浑浑噩噩的雅典人惶惶不可终日，又会让多少人早日修德行善？假如屈原没有自投汨罗江而像管仲改投明主，他的“美政”理想是不是可以早日实现？战国之乱也可以早日平息？(若为情故，岂不可以让那“在水一方”的“所谓伊人”更有执著追求的理由？)当然，黛玉之死，致使众芳荒秽，百花凋零，整个贾氏家族以无可挽回的加速度走向毁灭，那是悲剧的审美意义上的需要。假使她和宝玉真遂了其“木石前盟”，“三日好了，两日恼了”，那没来由的泪珠儿，不弄得那“泥做”的宝二爷手脚无措、精疲力尽、土崩瓦解才怪！
我等非先贤哲人，乃一庸常之徒尔。没有他们那样的大胸怀，大悲悯。但也常觉痛苦，是因为“得不到”、“看不破”、“放不下”。放眼之处，江上千帆点点，却只有两个字号，一为“名”，一为“利”。永远只见别人成功得意，豪宅靓车，名利双收。而不见别人的辛劳代价，心里想着速成捷径，而不肯脚踏实地下工夫，便永远为膨胀的欲望所苦。
惟其“看得破”，方能“放得下”。明白名利富贵，不过过眼云烟。得意时知道感恩，失意时知道努力。看看那些微笑着的农夫吧：他们付出的努力，转化为生机盎然的田畴和绿野。而悠然行走其间，“倏”地呼出一口浊气，“噗”的吐上一口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什么时候，我们已远离了这种原始的生命律动所带来的快乐？
收敛过分膨胀的欲望，放下个人的恩怨情仇，以一颗平常心面对生活中的坎坎坷坷、跌跌宕宕，就可能离痛苦远些，离快乐近些。即使我们没有特立独行的、大无畏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情，不能“兼济天下”，也至少可以“独善其身”。至于那种因一点点工作的失意，感情的纠葛便万念俱灰，寻死觅活之人，便只是一只痛苦的猪了，不说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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