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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态度和情怀

人生哲理 时间:2018-06-11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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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机缘不能用言语表达。我知道春喜是二十年前,不曾想到,二十年后,能在古城西安相遇,而且在一个共同的朋友那里。

  记得,二十年前,上世纪八十年代,校园文学如火如荼,天南海北,我们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学生一时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置许多于不顾风风火火不经意地投入到这场校园文学运动之中,梦想通过文学改变世界;带着飞蛾投火一般的牺牲精神,一意孤行,吃着干馍喝着凉水,仍然不怕天不怕地潇洒地行走在文学崎岖的道路上。有一举成名者,也有破落不堪者,大多在生活的重压下,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忙于日常的琐事。二十年后,拥妻携子,当日子过得还心满意足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尖锐的棱角已经渐渐磨平,生活中似乎缺少些什么。原来在心灵的低处,这么多年来,神圣的文学大旗还在迎风飘荡。

  1995年,我在陕西省教委主办的《当代中学生》杂志中发表了一篇小文“千树万树梨花开——陕西中学生文坛扫描”提及了:一批诸如马萧萧、洪烛、田晓菲、邱华栋、郁舟等为先导的“少年作家”、“校园诗人”。陕西的张春喜也忝列其中,当然还有许多现在文学界中坚力量。“神童作家”刘绍棠亲笔来信题词:“我希望校园出作家”(那时候很流行题词)。放到现在,打死我也不会写这类文章,吃力不讨好这且不说,唯恐把谁遗漏了,会心里不安的,还会遭到一些“炮轰”。自己莫名其妙的当了“炮灰”,还不知道咋作死的。

  经过了这么多年,经历了生生死死的一些事情,有时候觉得活得还不是很开心,但知道调整心态,知足常乐。近日春喜送我他的四卷本——中篇小说集《秦川故事》、短篇小说集《关中农民》、诗歌集《行走记忆》和文学评论集《长安思评》,洋洋120万字,我是诚惶诚恐,为自己虚度岁月而汗颜,也是老兄的执着而敬佩,不敢怠慢,用了三个晚上,读了这四本书。

  在这四本书中,我个人比较喜欢他的短篇小说集《关中农民》,可能基于我现在的个人偏好吧?!我认为,诗歌是满怀激情的事情,二十岁左右尽情可去抒写;文学评论呢,需要系统地理论知识体系、准确地评判能力,敏锐独到的观察力和不畏权谋独立精神,这些很难做到。人过四十,真是写小说的好时光。我喜欢读春喜的小说,还缘于我们俩各种文学题材都去尝试写过,广而不专,这是我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来自渭北农村,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熟悉农村生活的春喜说:“我想用原生态的方式记录农村的生活,描写农民的生存状态;我想用最通俗、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写出农民喜欢看的小说,写出农民喜闻乐见的事情,写农民的酸甜苦辣。”我觉得,这种选择是正确的,一个写作者或者说作家,首先应该写自己熟悉的;文学是个体的劳动,一个人不能抹去青春和生活的记忆。如果非要去一味拔高,不去思考,追求所谓的全球化视野、普世价值,那是丢了自己的文化之根。

  瓷实的春喜是熟知农村生活的。《丁三》《丁四》《莲花》《党二》《老雷》《寻娃》《三朵金花》《瞎子麻娃》等,一个个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很有神气。他笔下的“莲花村”,是中国农村的缩影。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在生于70年代的我们眼中,是愚昧、贫穷、传统守业,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维系农村千百年的文化在金钱面前土崩瓦解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农村,在春喜的笔下,虚实结合,诙谐幽默,质朴自然,直接简单,人情世故,矛盾冲突,呐喊挣扎,处理的比较到位,特别是对人物,例如顶尖美人“莲花”,这个农村原生态的女人,被大队大队长黑狗缠得没有办法,只好认命结婚,不到一年,黑狗不觉新鲜又去找丁寡妇;莲花主动投入到自己喜欢的男人水生的瓜棚,而且为了这个男人的工作,不惜以自己身体为代价找公社王书记,县上马副县长。当水生要莲花离婚自己要娶她时,莲花却很绝情,以死要挟,生是黑狗的人,死是黑狗的鬼。这就是农村女人,无奈、容情、决绝,维护着她心中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又不放弃对爱情的追求。还有翠花,丈夫王二因为没有挣不来钱娶抢劫被判刑后,面对三个女儿高额的学费,面对村长黑蛋利用救济的威逼利诱,她妥协了,在被迫中尝到了黑蛋的男人味,而对王二过去的感觉却像猪拱一样无情调可言。农村女人敢于冲破封建的樊篱,摆脱生活的逼仄,追求属于自己性爱的自由,但最终殃及三个女儿,是福是祸,恐怕只有自己知道。

  收粮盖房,计划生育,集资修校,随意摊派等等,这些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常见的事情,宗族斗争、贿赂选举等等,这些事情一直延续至今。顾及小利益,只看当前脚下,狭隘自私,确实是农民的局限,是大环境大社会共同造成的;农民大多善良、无辜,我觉得,他们一辈一辈生死于黄土大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毫无怨言,虽然现在这种生活的宁静状态背打破,但他们仍然固执地守护着自己的家园。在叙述描写中,春喜基于对读者的考虑,尽量使用标准的书面语,也运用了一些方言,我比较喜欢这些秦腔方言,能够准确地传情达意,这一点,不懂地域方言的人是永远不懂的,这是语言的秘密。

  可以说,春喜的这些短篇小说,是扎实认真的,没有寓言式的劝诫,没有玄妙式的神秘,给我们展示出了一个“莲花村”,中国最基层村庄,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情感的真实变迁,农耕文明的遗落和农村关系的变异,这种嬗变,让人思考,在恍如眼前的记忆中,值得痛苦的思考。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真正的一穷二白,穷得投稿时要自己糊信封,那时候我们家也没有像样的椅子,我是趴在水泥粮仓上,坐在一袋粮食上学习和写作的。”春喜的日子,我想我们那个年龄的农村娃都经过,停电每人告知,经常无缘无故,蜡烛是我们最好的亮光。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春喜近乎痴迷,狂热地写着自己的“关中农民”和“秦川故事”,表达着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情怀:对文学的坚守。1990年,春喜由陕西文学界六位重量级作家——胡采、杜鹏程、李若冰、路遥、贾平凹、白描联名推荐,保送上了吉林大学中文系,完成了一个农家子弟“鱼跃龙门”的梦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给了他一个机会,大大的机会。有利于他站在农村外边的城市,反观农村的问题,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乡土写作。感谢吉林大学对文学的宽容,好像给我也发过电报,差一点和春喜成为师友。现在,文学式微,边缘化、圈子化、利益化、官僚化,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要过高的期待文学会给自己带来的什么,金钱、荣誉?这些,在目前很难。作为普通的一员,我想,自己既然喜欢文学,喜欢写作,就把写作当作一种生活的爱好和兴趣,重新认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让文学回归本质;文学依然神圣,我们生活也要多彩,有意思,有意义。

  春喜和农人一样默默无闻、扎扎实实侍弄着自己的庄稼,他说:“我常常问自己,文学之路这样艰难,为什么自己矢志不渝呢?说实话,文学给不了我生活所需,但我的精神所需和灵魂所需来自文学,和文学结缘,不需要理由。唯有长期坚持下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自得其乐,乐在其中,我想,这就足够了。”对文学的坚守,对写作的坚持,这就是春喜的人生态度和情怀,文学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中,不离不弃;或许无诗意可言,或许困难会更多,城乡一体化“新农村”期待我们去探寻,农村深层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剖析。无意怨天尤人,深入再深入生活。我们不愿和“土豪”交朋友,就愿和文学谈心,坚持一场马拉松的写作长跑,坚守自己的人生信念和道德底线,这就是70后写作者的偏执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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