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新月诗人徐志摩(二)(苏教版九年级选修备课资料)

发布时间:2016-4-19 编辑:互联网 手机版

 文学生涯

  康桥(现译为:剑桥)月色

  徐志摩与诗本来是一无家族渊源,二无个人癖好,可是,在英国康桥大学留学期间,却一反往常,不写则已,一写不止,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暴发期。这时期他虽然写了那么多诗,但现今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的也仅有二、三十首,大部分都散失掉了。但从尚能见到的有限的诗篇中,还可以约略窥见徐志摩初期诗作的状况和他的思想印痕。

  这时的徐志摩为什么写诗象着了魔似的,他是怎么暴发诗情的? 

  首先,与他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是他生活的康桥的环境触发了他的诗兴,点燃起他的创作欲念的。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吸烟与文化》。因此,这时期,他创作了象《夏》、《夏日田》其次,此时,他个人生活“照着了一种奇异的月色”。

  1921年秋天,他认识了“人艳如花”“才女”林徽因,徐志摩与她交往甚密,随后谈起恋爱,并有论婚嫁之意。于是,徐志摩在1922年3月向张幼仪提出离婚,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这是徐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伟大力量的震撼”,他要发抒,他要歌吟,因此,象《情死〉、《月夜听琴》、《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表现爱情和人生理想的诗歌,也就构成了他这期诗歌的重要内容。再有,他所以倾向分行的抒写,是他接触了大量的英国文学艺术,拜伦、雪莱、济慈、哈代等的作品令他入迷。他吹着了这股“奇异的风”--欧风,他踏着他们的路,于是借助诗的形式,把他的思想感情“奇异”的表现出来。

  因此,徐志摩对英国康桥这段生活分外留恋,他不无感慨,异常兴奋,他大量作诗,他这时诗情汹涌暴发的情景,在他的题为《草上的露珠儿》一首长诗中有所反映。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当时的抱负和志趣,而且形象地传达出他的诗绪汹涌的状态,他开放创造的喷泉,他放喉歌吟,因此,他要做一个诗人了。 这些早期诗歌,总的是调子清新,情绪高扬,反映了“青春的呼唤,燃点着希望灿灿” (徐志摩:《春》)。同时,也开始多方探求新诗的形式,诗式比较多样,但尚未定型,有自由体,新格律体,也有西洋诗体,甚至还有无标点诗,但讲求音韵、节奏,格式的匀称和整齐,要求“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柔美”,这也正是徐志摩作诗的一贯追求。

  英国康桥的生活固然使他迷醉,但思乡怀国之情缠绕着他,于是在1922年8月离开欧洲,启程回国。回国途中,曾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稍作停留,经历两个月的旅程,于10月15日到达上海。

  回国后,徐志摩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现实社会的纷扰,扰乱了他内心的平衡,有时还感觉精神上的烦闷和焦躁。于是他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诉之笔端,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

  《志摩的诗》

  1922 年秋徐志摩回国后,他的诗情没有中断,继续诗歌创作并公开在各种杂志上发表。《志摩的诗》是徐志摩自己编选的第一个诗集,集中篇什大都是1922-- 1924年之间的作品,这个诗集的出版,使他名声大振。在这本诗集中可以约略见出徐志摩在回国初年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他所“泛滥的感情”。大致是:抒发理想和表现爱情的;暴露社会黑暗和表达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的;探讨生活哲理的;以及写景抒情的。

  他满怀英国康桥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国实现他的理想主义。《雪花的快乐》是《志摩的诗》开卷第一首,它可算作徐志摩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运用隽秀柔和的笔调,描绘了雪花优美的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雪花的快乐。诗的节奏轻快,调子舒展明朗,意境优美。

  其它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我有一个恋爱》、《婴儿》、《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等篇,与《雪花的快乐》一样,者”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它们既是抒情诗又是爱情诗,表现了对人生自由的向往和对恋爱自由的渴望。要求人生自由、恋爱自由正是他的理想主义的内容,因此,这二者往往密不可分的交织在一起。然而,他的理想主义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存在着距离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与林徽因的恋爱结果遭到破灭,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终不能实现,于是,使他忧郁、苦闷。因此,这些诗篇也程度不同地蒙上了悲凉的氛围,成了“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茅盾:《徐志摩论》)。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在那些小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消息》、《一星弱火》、《问谁》等。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给徐志摩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他与泰戈尔建立了友谊,泰戈尔给他取印度名素思玛(Susima)。5月底,泰戈尔离沪去日本,徐志摩与他同行,《志摩的诗》中的《沙扬娜拉》那首诗,就是逗留日本期间写成的。徐志摩擅长于抒情诗,同时也喜欢写泰戈尔那样的哲理诗。

  《志摩的诗》中,有一些是描写贫富悬殊穷人痛苦生活的诗篇。这类诗数量虽不多,但内容比较充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的某一侧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意义。《志摩的诗》中还有一些写景抒情诗,比如《沪杭车中》。

  这个诗集就整体看,反映生活的容量是不大的,内容的发掘是不够深刻的,思想感情也并非全是那么积极和健康。但从它的表现技巧看,“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诗的形式变化多样,有长诗,短句,自由诗,散文诗,更多的是对西方的诗式进行试验。这一时期,是徐志摩诗式的试验期,也是他诗歌技巧的磨炼期,他是在摸索和试验中显露出他诗人的才华和诗歌的独特风格的。

  徐志摩作诗就十分注意意境,《志摩的诗》中大部诗作,形成他独辟的艺术境界,如《雪花的快乐》,作者把对理想的追求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从而化实景为虚境,创出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

  此外,他的诗歌具有形象性,可感性,这得力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和比喻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他能把看来比较抽象的事理,化为生动、可感、可见的具体形象,象《毒药》、《白旗》、《婴儿》是三首内含哲理的散文诗,他也使出了艺术想象的本领,依仗这种特别的感受力去描绘事物。

  《志摩的诗》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成功,也有它的不足。撇开内容不谈,就以表现形式来说,洋味较浓,民族化不足,有的诗句显得生涩和矫揉造作,在韵式和韵的运用上也有不规整之处,诗的技巧还不十分成熟。

    《翡冷翠的一夜》与《猛虎》《云游》

  《翡冷翠的一夜》是徐志摩的第二个诗集,是他的1925至1927年部分诗歌创作的汇集。这一时期徐志摩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一个较大的波折。1924年4月,他在北京认识了陆小曼,并着了魔似的与她热恋起来,此事招致社会的非议和家庭的反对。但他俩全不顾这一切,可一时又难以解决,徐志摩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于1925年3月11日启程出国欧游,想暂时摆脱一下生活上的苦恼和困境。他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罗伦斯)住了一段时间,他将他的伤悲,他的感触,托付纸笔,写了不少诗,因此,这部诗集就题名为《翡冷翠的一夜》,这个诗集,除了有哈代、罗赛蒂等英国作家的译诗外,还有象《西伯利亚》、《在哀克刹脱教堂前》那样漫游欧洲时对异乡他国生活的感受。他也写了一不少爱情诗篇。《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记叙了当时他和陆小曼之间的感情波澜,他的热烈的感情和无法摆脱的痛苦。

  1925年和1926年,中国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五卅事件与三一八惨案引起他的“愤慨”和“悲切”,为纪念 “三一八”,他写了《梅雪争春》,揭露了军阀屠杀无辜,连十三岁的儿童也惨遭杀害。在《大帅》、《人变兽》的诗篇中,暴露了军阀活埋伤兵、杀死人民的血腥罪行。他的思想起了“波折”,“流入怀疑和颓废”,认为现在是受罪时期,因此,不少诗篇失去乐观调子,相反染上了一层忧郁、失望、逃避现实的颓废色彩。他诅咒生活,赞颂死亡,要辞别人间去殉恋爱。想象奇特,思想灰暗。当然,这个诗集也还有少量调子比较积极明朗的诗篇。

  这个诗集在艺术技巧上如闻一多说的“确乎是进步了”。对诗的形式技巧更加注意推敲,除了在诗式上更多样化,什么对话体,打夯歌、豆腐干式;既有叙事,也有抒情,他也醉心于诗的音节与格律。

  在《翡冷翠的一夜》之后,徐志摩还出个两本诗集,一是由他自己编选,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一是由他人编选,1932年出版的《云游》。这两个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多数是徐志摩后期的作品。1927年后,徐志摩的思想经过“波折”,他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另一方面,他对工农革命又感到恐惧和抵触,他的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绝望。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大部与现实生活脱离,抒写他自己“微妙的灵魂的秘密”。有的诗歌无病呻吟,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而且,他的思想立场与进步的革命潮流相抗衡,他竟不顾诗歌艺术的基本要求,将赤裸裸的政治概念搬入诗中,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在极度幻灭和绝望的时候,又仗持尼采的哲学来鼓励自己。

  在《猛虎集》和《云游》中,出现了内容和形式很不统一的状况,大部诗歌的内容是这样空泛和贫乏,但却越来越追求形式的整饬和美观,不论在诗行的排列,音韵的铿锵,节奏的明晰,用词的推敲上都较前几个诗集有了变化和发展。对此,茅盾有过很恰当的评论:“圆熟的外形,配着谈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唱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徐志摩论》)。

  “跑野马”的散文

  徐志摩不仅写诗,同时也写散文,在其全部创作中,其成就和影响更为显著的,除诗歌外,恐怕就要数散文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跑野马”的散文比他的诗好。

  徐志摩一共出版过《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三个散文集和一个单篇散文《秋》,计三十三篇(未收集中还有不少)。除《秋》篇写于1929年,其余三个集子的大部作品均完成于1925--1926年间。他的散文内容涉及的范围也较广泛,有对人生理想的漫评,有触及时政的论说;有对往事的怀想和追忆,也对艺术发表见解和评说,有一事一议的小品,也有说长道短的书评。他的散文表现了很强的个性,他的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哲理和诗情的融合,散文的诗化,三者合而为一,构成了他的散文的“别一世界”。

  第一个散文集《落叶》,完成于他创作的“泛滥”期,共八篇,内容各异,表情达意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谈人生,谈社会,谈政治,谈艺术……不受任何约束。首篇《落叶》是在1924年秋天,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期间,应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所作的讲演稿。他企图回答青年学生提出的如何解决生活的枯燥和苦闷的问题。《落叶》篇贯串其间的是“感情”二字,通篇宣扬人的感情、“真的人情”的重要和作用。要使生活不痛苦,只有“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纤微”来缀补这个破烂社会的大网。徐志摩正是基于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观点,执信人的感情的无限作用,在生活本体与大自然里。“他认为人若要摆脱人世的苦恼和压迫,就要争得自由发展的“真纯的个性”,最好的途径是到大自然去生活去沐浴。因此,有人说他“《落叶》诗篇是充满着浪漫蒂克的自白,充满着康桥时代的憧憬。”(穆木天:《徐志摩论》)

  继《落叶》之后,在1927年和1928年,徐志摩又相继出版了《巴黎的鳞爪》和《自剖》两个散文集。这两个集子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写他在1925年出国欧游的所见所感,以及解剖、省察自己的思想灵魂,因此,在“自我”和“感情”这两点上都比《落叶》集更为突出和显露。《巴黎的麟爪》集中的《巴黎的鳞爪》、《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天目山中笔记》、《吸烟与文化》等篇,是属于写景抒情散文一类。醇厚的兴趣,活泼的情绪,丛集于笔端,便构成了这类散文的抒情特色了。

  郁达夫曾把徐志摩一路的散文家写作的散文的共同特征,归结为“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徐志摩《自剖》集的第一辑《自剖》辑共六篇,大部可以归入这一类。这些自剖性的散文,作者的心胸是畅露的,文笔也是生动的,然而,调子是低沉的,认识是空幻的。

  徐志摩的一部分散文,如同他的一些哲理诗一样,具有启迪思考的哲理性,又具有浓郁的诗情,使得哲理和诗情两相融合,这构成了他的散文又一特点。作者在独自领略风光妙处的同时,总在宣扬他那“人类应该回归自然,与自然融合”的观点。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是显而易见的。

  徐志摩散文艺术上另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不少散文和诗很难严格的区分。他将诗和散文二者黏合在一起,难以分开,是他“自己的另创一格的诗的散文”(赵家璧:《写给飞去了的志摩》)。是一种诗化的散文,或散文的诗化。徐志摩这种散文诗化的倾向,是与他在接触社会现实过程中,思想产生振动和郁积,而又急于表达的一种“急不可待”情绪的反映。

   小说、剧作、翻译

  徐志摩在其将近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除了主要写作诗歌和散文外,同时还写了一些小说、剧本并从事翻译工作。他先在1923年2月11日,《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此后断断续续又写了一些,共计十一篇,后以《轮盘》为题合集出版,这是他的唯一的小说集。

  他的小说不外乎写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和外国的某些社会风尚,同时也有一些取材于中国社会的某些生活侧面,题材是不广的,容量是有限的。他的小说多用浪漫主义的笔法,着力于人物的内心感受的发掘和心理活动的刻画。在小说中,作者又好用诗的句型、艳丽形象的比附,抒情的笔调,因而,他的作品带有浪漫的抒情色彩,具有“独特的华丽”(沈从文:《轮盘?序》)的格调。他的小说有的情节过于简略,近于速写,不那么“完全”;有的只是“直着写,没有曲折,也少有变化。”(《轮盘自序》)必须指出的:他的小说多数写司空见惯的男女恋爱,很少触及当时社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尖锐问题。

  徐志摩也热心倡导过戏剧活动。1923年新月社成立时,他积极组织戏剧活动,还创办过《剧刊》,也演过戏,但是他很少写剧本。他只写过一个剧本,叫《卞昆冈》,还是与陆小曼合写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在徐志摩的文学生涯中,翻译倒是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翻译与创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他写诗也译诗,他创作小说、散文,也翻译小说散文。曼殊斐儿一共有两个短篇小说集《园会》与《极乐》,共二十多篇,徐志摩选译了其中八篇,自英国康桥译到中国上海,并在1927年,以《曼殊斐儿小说集》白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5年,他在编《晨报副刊》时,又翻译了伏尔泰的小说《赣第德》并连载于副刊,后于1927年6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并列为“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之一”。同年八月,他和沈性仁合译的英国作家詹姆士?司芬士的小说《玛丽?玛丽》,也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此外,他还译过一些诗和散文。徐志摩的翻译也有他的偏爱,他说“除了曼殊斐儿是我溺爱,其余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玛丽玛丽序》)

  “新月”活动

  人们看待徐志摩及其创作总是把他与新月派连在一起的,认定他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称他为新月派的“盟主”,这是因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

  从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23年春上,徐志摩在北京办起了俱乐部,编戏演戏,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也有吟诗作画,徐志摩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本诗集《新月》的兴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

  1925 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诗以外,还联络新月社成员从事戏剧活动。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了《晨报诗刊》,这时,闻一多已由美国回国并参加了《诗刊》的编撰工作。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和第五期由饶孟侃负责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诗刊》的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所以,《晨报诗刊》的创办,标志着以“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志摩的诗》)的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员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到上海。此时,徐志摩也与陆小曼结婚并移居上海。徐志摩四出访友,奔走联络,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沆、张禹九等在上海环龙路环龙别墅办了个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沈任经理,后由张禹九接任。

  1928年3月,徐志摩一边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担任教授工作,一边又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至1933年6月终刊,不仅刊出新月派成员的著作,其中也有郁达夫、巴金、丁玲、胡也频等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作品。不过,这已是新月派活动的后期,后期新月派,其成员虽各有差异,就其整个政治倾向而言,却是日趋反动。但是新月派从事诗歌创作,研讨新诗的这条“连索”似乎还没中断。

  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等又办了一个《诗刊》季刊,出了四期,陈梦家在1931年9月,从《晨报诗刊》、《新月》月刊和《诗刊》上选了十八家诗人八十首新诗,编成一本《新月诗选》,从这些待作中,多少可以见出新月诗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新月派为梁实秋、胡适等人所左右,到了1933年6月1日,《新月》出至四卷七期而停刊,随后,它也便销声匿迹了。

  综上所述,从新月社的成立及至新月派的形成和它的主要活动(尤其是文学方面的活动),徐志摩在其中都起着主角的作用,他确实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新诗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推动和影响作用。但是,他们过分地追求形式和格律,又走向歧路,尤其是徐志摩到后期思想和创作都发生危机,他发出悲叹:“一年,又一年,再过一年,新月望到圆,圆望到残。”(《爱的灵感》)

  到了1933年6月,随着《新月》月刊的停刊,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也就中止了。

 

朱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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