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河床》导读 教案教学设计

发布时间:2017-10-15 编辑:互联网 手机版

整体感知

昌耀是一个独具生命魅力且有持续艺术创造力的诗人。他的情感深沉且充满西北地域特色的作品引起评论界广泛的注意。他甘于寂寞的思想气质和写作心态,赢得了诗坛的尊重。

诗人首先创造的是一组由诗人的命运自传和心灵经历开始,而逐渐推向整个西部时空,显现高原精神生命的长诗(或组诗)。它们包括《大山的囚徒》《慈航》《青藏高原的形体》(从《河床》到《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共六首)等等。它们记写了“反右”时期诗人以无罪的戴罪之身在西部乡村服刑的生命行迹,以及在结束了那段岁月后,诗人置身于现代场景中,再次从那座大高原上折射的、此在的精神生命图像。这些诗,从整体上呈示出一种沉郁、顿挫的大生命的庄重与阔大。对苦难的深刻体验和对青藏高原的原始风情的描述,是昌耀创作的两个最重要的灵感源泉。该诗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河床”,诗人不仅传达出神秘而雄性的河床给人的奇异感觉,而且推向黄河源头,显示出母亲河的精神生命。也正是这种神秘、孤寂、阳刚、大气的气质与诗人自身生命过程中折射出的情绪交叉综合在一起,使我们感受到一个特殊年代诗人命运的行迹,一种劫后余生的生命律动。

除了表现主题的独特外,诗人的抒情手段也是导致其诗歌独树一帜的原因所在。诗人爱用短促的句子,但对分行似乎没有太多的强调,每个诗行,有长有短,短的就一句组成,如“我是父亲”,长的多达五个句子,如“我是排列成阵的帆樯。是广场。是通都大邑。是展开的景观。是不可测度的深渊。”这种写作特征也印证了诗人关于诗歌分行的观点:“我并不强调诗的分行……也不认为诗定要分行,没有诗性的文字即便分行也终难称作诗。相反,某些有意味的文字即便不分行也未尝不配称作诗。诗之与否,我以心性去体味而不以貌取。”而诗人看重的还是“激情--永不衰竭的激情,此于诗人不只意味着色彩、线条、旋律与主动投入,亦是精力、活力、青春健美的象征”(《昌耀的诗后记》)。那么,该诗的“激情”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意象的独异以及语言的夸张,如“兀鹰”“母狼”“黄河象”等,它们本身都是带有原始色彩的血性动物,容易唤起人们对旺盛生命力的渴望与想象;而“我是……”的连续排比,更形成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这不仅是河床的气势,也是诗人的气势、创造力与“须臾不停”的“精力”。

美国当代诗人加里斯奈德说过:“每一首诗都是从一个有能量的、舞蹈着的思想领域中产生的,而它自身又包含着一颗内在的种子。诗人的大部分工作就是让这一颗种子生长起来并自己开口来为自己说话。”昌耀的《河床》就找到了那颗诗歌“内在的种子”,他让这种子开口为自己说话。这是一幅流动的画面,它的流动受到更为内在的力的牵制。我们读它,感到的是一种沉实、粗犷、雄悍的美。由此看来,美感的流动性,更多的是作用于诗人和读者内心,而与表现对象自身的运动关系并不是很大。这种审美效果,决非那种诗人急不可耐地出来发言,迫不及待地使画面流动起来的诗可以比拟的。昌耀的诗总有一股旁人难以企及的壮硕的艺术精神。他似乎不屑于浅斟低唱的一己情愫,而是要将土地的全部丰富性展示出来。他的诗使我们领略到了吞吐大荒真力弥满的气象。这种气象险而不怪、硬而不瘦、阔而不空,原因是诗人在写自然时,总有一种深沉的历史穿透力运行其间。

问题探究

一、你能说出诗人笔下的河床有何特点?

诗人写出了河床的地域特征,除此之外,还用其多彩的诗笔描绘出了河床外在的形态特征和内在的性格特征。

地域特征是它来自黄河源头,起源于巴颜喀拉山;形态特征表现为:宽阔浩荡(“巨人般躺倒”“巨人般屹立”)、有时滋润(“我须臾不停地/向东方大海排泻我那不竭的精力”)、有时干枯(“我刺肤文身,让精心显示的那些图形可被远观而不可近狎”)、沟壑纵横(“我在每一个瞬间都表现为大千众相”);性格特征表现为:坚实宽厚(“那些马车响着刮木,像奏着迎神的喇叭,登上了我的胸脯。轮子跳动在我鼓囊囊的肌块”)、雄性美(“我拓荒千里”)、富有使命感(“我把龙的形象重新推上世界的前台”)、博爱(“我在每一个瞬间都同时看到你们”)。

二、诗中用了多种人称,“我”“他们”“他”“她”“你们”,分别指代什么?

“我”指河床,诗人用第一人称的口吻为河床代言,消弭了河床与阅读者之间的隔膜;“他们”指唐古特车夫,也泛指熟悉河床,与河床有过“亲密接触”的人们;“他”指兀鹰,“她”指母狼,这里把动物都拟人化了,使之更加形象;“你们”有两种不同的指代,一指黄河象(“也永远怀念你们--消逝了的黄河象”),表达诗人对消失了的物种的一种亲切缅怀的情绪;一指人类,把河床和人类并举,有种不分“你我”的和谐感,使读者更能进入诗歌的意境,感同身受。

语言品味

一、语言的不同流俗

昌耀的诗歌抗拒那些“主流诗歌”语言系统中的语汇、喻象,那些想像、表述方式。不同流俗,凸现了诗歌的质感和力度。他拒绝“格律”等的“润饰”,不讲究韵律、押韵,但注重的是内在的节奏。内在节奏通过奇崛的词汇、长短的句式来实现,如“你们的麦种在农妇的胝掌准时地亮了”,并将现代汉语与文言汉语、句式相交错,如“我刺肤文身,让精心显示的那些图形可被远观而不可近狎”,形成突兀、冲撞、紧张的效果。

二、丰富多彩的意象

一种是与传说、神话有关的意象,如“兀鹰”“母狼”“黄河象”等,它们本身都是带有原始色彩的血性动物,容易唤起人们对旺盛生命力的渴望与想象;另一种是与实在的民族世俗生活有关的细节,如“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唐古特人的那些马车”,“在我隘口的深雪潜伏达旦的那个猎人”等,给人以具体的视觉刺激。除了这些实的意象外,还有一种是虚的意象,如“是眩晕的飓风”,“我是时间,是古迹。是宇宙洪荒的一片腭骨化石。是始皇帝”,“是不可测度的深渊”,“是结构力,是驰道。是不可攻克的球门”等。这一系列具有伤残感的意象,既是他心灵痛觉的复写,又是他对那种狞厉粗犷的原生力量的认同,表现出人类最高贵的精神品质。

有关资料

一、作者简介

昌耀(1936-2000),原名王昌耀,出生于湖南桃源三阳港镇王家坪村。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宣传队员。同年,响应祖国号召,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期间,推出处女作《人桥》,从此与诗歌艺术结下不解之缘。1953年6月元山战役中因头部负伤回国治疗。伤愈后进河北荣军学校学习。1955年主动报名参加开发大西北。1956年调青海省文联任创作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此后从事农垦,1979年平反。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在省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97年被省文联评聘为一级作家。2000年3月23日,昌耀因患肺癌在西宁逝世。

著有《昌耀抒情诗集》《命运之书》等,代表作有《慈航》《山旅》《划呀,划呀,父亲们》《河床》等。他的诗以张扬生命在深重困境中的亢奋见长,感悟和激情融于凝重、壮美的意象之中。其新边塞诗歌将饱经沧桑的情怀、古老开阔的西部人文背景、博大的生命意识,构成协调的整体。后期的诗作趋向反思静悟,语言略趋平和,有很强的知性张力。

  二、 诗人自述(昌耀)

1957年对于我以及我这样的一批人都是流年不利的一年。那年秋,正当我的第一本诗集《最初的歌》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发排出版。我以两首原由《青海湖》诗歌专号刊作头条(后挪于末版)的16行小诗《林中试笛》而罹罪。这很滑稽:颂歌等于“毒箭”,故定为右派分子。从此扫出文坛,打入最底层。这是一个对于我的生活观念、文学观念发生重大影响的时期。我以肉体与灵魂体验的双重痛苦,感悟了自己的真实处境与生存的意义。而清白无辜与欲加之罪带给我的心理冲突终难将息。我感觉到自己从来没有像那时强烈感受到的与普通劳动者的认同。不,我的处境还要等而下之,一个“贱民”。即便想融入到“普通劳动者”一族,过一种平和的世俗生活亦不易得。我写于右派身份初期的一些诗作己见出这种心理流程。此后22年我在劳改农场劳作之余间或有过的写作,均可看做一种留作自慰的心境表述,一种顾影自怜,或是一种自命的雄飞豪情。但我承认,我定然自负于个人的文学才具与清白,故并不排斥我的“命笔”已含有在可能的一日与读者相沟通的期许。我会沉得住气,而不在乎即时的社会功利性。重要的是正视痛苦给予我的“修炼”文学创作是瓜熟蒂落的过程。或者说,是痛与哭那样自然的联动关系,价值已包含在其中,无须刻意追求。重要的是守住自我。对于我,“逐出乐园”的流放、现实的严峻,需要我正视并确认自己的来路、归属,并解决这种归属,即便只是先在精神上的自我确认(一种自重、自尊意义上的自我保护)。因为哪怕只是“精神上的流放”也会导致事实上的沉沦、颓废。与泥土、粪土的贴近,与“劳力者”“被治于人者”的贴近,使我厌弃文坛习于浅表雕饰的浮华不实之风。

我追求一种平民化,以体现社会公正、平等、文明富裕的乌托邦作为自己的一个即便是虚设的意义支点。我始终称自己是一个这种意义上的、怀有左派情感的理想主义者。也寻找这样的一种有体积、有内在质感、有瞬间爆发力、男子汉意义上的文学。--我以这种描述概括我在1957年秋以迄于今与我阅读或写作兴趣有涉的审美特点。

(摘自《一份“业务自传”》,《诗探索》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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