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怎样对待钱钟书神话

发布时间:2016-11-8 编辑:互联网 手机版

北京日报 2002年6月3日

舒展

  1948年,钱钟书先生的诗艺鉴赏论著《谈艺录》在上海问世,立即引起文艺、学术界的瞩目,次年(1949年)又再版印行。六十年代中期,几家出版社相继怂恿钱先生重印此书,终因“藏拙为幸”遭到逊谢。粉碎“四人帮”后,钱先生的宏篇巨著《管锥编》问世,海内外学人无不为之折服。读者又想到了被海外盗版印行、而在大陆绝版三十多年的《谈艺录》,要求重印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钱先生再也不能推辞了。于是以原书为上编,逐处订益,补为下编,篇幅增加了一倍。1985年夏天,终于以精装的《谈艺录》(补订本)与读者见面了。笔者当时曾目睹在中华书局读者服务部一些渴求此书,以能否买得为幸事或憾事的动人情景。现在,此书不论京沪或港澳,早已告罄。有人慨叹严肃文学学术论著发行的不景气,恐怕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吧(2001年初,三联版《钱钟书集》中《谈艺录》,已由陆文虎先生将新补订部分与早期原著部分重新组合,分为上下卷;一来实现了钱先生的遗愿,二来大大方便了读者阅览--笔者2002年4月4日按)。

  1985年10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黄克介绍《谈艺录》的文章《龙的飞舞》。文中引用了清华大学学生“三杰”的传说。钱钟书、万家宝(即曹禺)和颜毓蘅三位才人,被人们戏称雅谑为“龙、虎、狗”。黄克五十年代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听老师讲过这段轶事,故有“狗尚如此,何况龙虎!”的仰慕之情。现在他读罢钱著,果然有神龙飞舞略现鳞爪的赞叹。

  没想到,钱先生见了此文后,当即示我一函曰:“有关我的那一篇(指《龙的飞舞》),使我面红耳赤;尽管我知道作者一片热心,但吹捧气氛笼罩该版,我终觉惭惶。‘龙、虎、狗’一节,也是现代神话;颜君的英语很好,万君(指曹禺)别擅才华,当时尚未露头角呢。此事无须考订确凿,告你供一笑!”

  钱先生对出国讲学和海内外新闻记者的采访,一概婉言谢绝,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冷摊子”。正如率领研究生钻研钱先生著作的厦门大学教授、钱公的挚友郑朝宗先生所说,“钱先生属于最聪明的人,却又是偏要下最笨的工夫做学问的学者”。钱先生最近赐笔者一诗,其中颈联尤为警策:“凋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增”。钱先生是我国最甘寂寞的大学者之一。所以我们这些中青年后生皆有默契,对钱先生最有效的爱护就是:不去打扰。

  其实,中国历来有两种龙,一种是比喻诸葛亮(哥儿仨“龙、虎、狗”)那种人中之龙,象征哲人智者;另一种是龙子龙孙吓唬人民之龙。正如吴宓教授早年称赞清华园师生中的佼佼者所誉:“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老的当推陈寅恪,年轻的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

  这正是:有麝自然香,何须春风忙;大智如海默,小溪爱喧嚷。

  上文发表于1986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钱先生所忧虑的“现代神话”、“吹捧气氛”,不幸为以后十几年的事实证明了,的确是对他的一种无谓的没完没了的干扰。

  计然(老子的弟子)有云:“誉见即毁随之,善见即恶从之”(《文子符言》)。唐代刘禹锡在《萋兮吟》中也说:“名高毁所集,言巧智难防”。宋代王安石在《读江南录》中说得更为明白:“毁生于嫉,嫉生于不胜”(不是对手)。随着赞誉而来的毁谤,几乎是如影随形,成了某些人快速成名的捷径。特别是《围城》成为畅销书和常销书,钱先生去世后出版的《钱钟书集》,引起了某些人以批评为名,进行了很不正派的无端的挑剔和毁谤(钱先生对一切善意的指谬,从来抱欢迎态度);有的今日之恶毒毁谤者,正是昨天疯狂的吹捧者。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妒火中烧。其结果却适得其反,使钱先生受到更多读者的尊崇。如果说那些不适当的吹捧(也就是钱先生所厌恶的“现代神话”),是给钱先生添乱---帮了倒忙的话,那么,某些因嫉妒而毁谤钱先生的人,却给钱公帮了正忙。任何时代,小人是不会绝种的。他们可以起到反面镜子的作用,这个镜子里被歪曲的形象,恰恰是小人们自己心术不正、难以掩饰的写照。“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钱先生顶住了各种巨大荣誉和某些恶毒毁谤的双重压力,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和人品楷模。17世纪英国剧作家琼森在历史悲剧《卡塔林的阴谋》中说:“巨大的荣誉是巨大的负担,而其享有者若同时又受到嫉妒的话,那他便是背负着双重的重压”。

  在这里,我想有必要部分摘录钱先生在1992年初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表明了钱钟书是怎样对待制造“钱钟书的现代神话”的态度的。《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年2月17日转载了《人物》杂志1992年第1期《吴组缃畅谈钱钟书》(见图一)的采访记。钱先生看了此文,当即给我函示。信中说:“今日收到寄来的《海外版》上的大文(笔者按:以下简称《畅谈》),熬不住逐处批注了几句”:

  1、(此段从略)。2、《畅谈》第1段:1979年,一位海外学者向钱钟书问到吴组缃,钱先生说:“吴组缃是相当谨严的作家,对于写作始终觉得力不从心;自从《鸭嘴涝》(后改名《山洪》)出版后,便搁笔了”。钱先生对此批注道:全无其事。说也惭愧,我到今(天)没有读过吴先生的任何作品。那位“海外学者”的“记录”也是富于“创造性”的--这已成中外采访者的“职业道德”问题。

  3、《畅谈》中说:十年后,吴先生说:钱钟书与我同学,是个“书虫”。我常到他屋里去,他的笔记本一摞摞的。我进他屋,见他眼睛闭着,抽出一本,一看,“哎呀”打自己的头:记错了;摆进去,又抽出一本。钱先生对这一段又批注道:“全无其事。吴和我同年级(1933),但不同系(我是外文系,他是中文系);他年岁比我长,在校时只相识,从无来往。我只知道他那时早发表小说。我作笔记是到英国后,大图书馆书不出借,才开始带笔记本上图书馆的”。

  4、《畅谈》中说:喜欢与人聊天,不过一般人他看不上。那时,清华有个学生特别矮,叫徐元配(音)。钱先生最喜欢与他聊天,吃饭时也聊,没完没了。现在,钱先生与周振甫先生就是这样的关系。他同我就聊不起来。解放后,他几次问我:“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我说“不知道”。

  钱先生对这一段又批注道:当作“祁延沛”,好像是地下党员,牺牲掉的。我被派与他同宿舍,我同系的许振德君是他的同乡同学,我和许交情颇好(即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所说“想揍我一顿出气”的人;他在美国七十岁生日,我还有诗祝他:“少日同窗友,天涯一故人……),和祁不过是同房而已”。钱先生接着说:解放后,我到清华,吴先生屈尊枉过,顺便问我左思《娇女诗》里句子的意义(好像他正在教这首诗)。我和杨绛有来有往,还(回)访了吴先生夫妇,记得吴先生告诉我,他听到台湾广播有关《围城》的事。我所忆的过从,如此而已。以后公共场合,当然见面寒暄。至于马克思有几个女儿,嫁的是谁,我既无兴趣,也不知道。文革后,我才看见英国出版的马克思女儿传,一次和周扬同志谈起,他甚感兴趣。吴先生兴(与)周同志似颇有来往,也许“移花接木”了。

  5、《畅谈》中说:“清华不分班、系,来往都很亲密。咖啡室开门,吴宓下午打过球洗过澡,就去喝咖啡。一次,曹禺对我说:钱钟书在那里喝茶,还不叫他给你开英文禁书看?(书库随便看,但书太多,摸不到门)我就叫钱钟书给我开三本。他一下开出四十多本,包括作者姓名,内容特点……”

  钱先生对这段批注说:全无其事。曹禺和我同系同班,若要问,可直接问我。吴先生的英语程度,以我所知,不什(怎)么高,曹禺未必要先请教他。并且,我只看些文学史上提到而同学们以耳为目不去亲看的作家,以及一些哲学、心理学的书。西文“禁书”,清华所有也不会多;只盛传藏有哈里《我的生命与恋爱》一部;后来抗战时我在上海买到白俄盗印本。劳伦斯《却脱来(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我在法国看到,实到(在)读不下(去)。

  6、《畅谈》第7段如是说:钱钟书在同学里很出名,读书博得很。赵万里给我们讲版本目录学,一次说:“不是吹牛,某书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有两个学生讲:“不是那回事,我们也见过,而且同他介绍的不一样。”这两个学生就是钱钟书与吴晗。1932年3月26日的《清华周刊》有钱先生的《辰伯(吴晗)以诗见赠,大佳,调以28字》诗:“精研博综一身兼,每读高文竟不厌;余事为诗亦妙绝,多才多艺太伤廉”。吴先生说:“钱钟书表示,那个版本他见过多次,同赵万里讲的不一样。赵万里本来计划讲十个题目,落下笑话后,留下七八个题目请钱钟书和吴晗讲”。

  钱先生对这段批注说:我除本系的功课外,绝不选修旁系的科目。赵万里和我是解放后在南京认识的。我没有作过中文系目录学班上的学生。我看书从不讲求版本,于版本既无所知,亦无兴趣,那(哪)里会那样充“内行”呢?!吴晗是燕京转学到清华历史系的,我已在三年级,从没和他同上过任何课程。也许他是“目录学”班上的学生。吴晗来清华后,和我谈得来,忽然送我二首绝句,我应酬了一首。他拿去在《清华周刊》(笔者按:与吴晗唱和诗,刊于1932年3月26日《清华周刊》第37卷第5期)发表了。前几年《清华大学第五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重刊了(并把我的各课成绩单找到刊出)。

  7、《畅谈》第7段(钱先生误写为8字)说:吴先生还说:“1933年毕业后,伦敦大学请求钱先生讲英国文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英国讲英国文学,一般人岂非班门弄斧”?钱先生对第7段批注说:“英国大学里到现在还没有让中国人或英籍华人充当中国文学教授;而六十年前要一个学未毕业(是1932,不是1933)的中国青年人去教授英国文学!稍有常识的人读了会笑掉牙齿!”

  钱先生这封信,并没有什么秘闻轶事可供炒作的。在写这封信的10年之后,钱先生作古已有4年矣!这时候发表它,是因为我有责任转达钱先生对一些制造出有关他的“神话传说”表现出的避之惟恐不及的诚实态度。一般人对不实的批评,会立即进行反批评;而对不实的美誉则往往以沉默对之。可是钱钟书对这些“神话”,即令出自名流、同窗、友人之口,完全出于好意,而对他们的虚美之词,一概婉谢并加以辩证之。

  钱公此函,虽然藏于我处;但其著作权、发表权则应属于钱先生。我想趁杨绛先生健在之时,征得她的同意,公之于众,也算了却一桩代为“立此存照”的心愿。

  组湘先生同钱先生一样,都是我敬仰的前辈。吴先生的女公子吴鸠生还是我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同班同学。吾生也晚,关于老一代言谈、信函中的事实疏证,是非曲直(笔者按:压根没有什么大是大非问题),我只配不置一词。最好的办法是留待清华的校史专家去考证,留待历史去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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