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萧红小说创作的独特性(网友来稿)

发布时间:2016-2-4 编辑:互联网 手机版

苍南县马站高级中学     郑瑞伦

    小说是块海绵般的园地,它是文学领域上最潮湿的地区,成千上万河川江溪流灌着,其中一条清澈明秀的呼兰河水在涓涓流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萧红以《生死场》的发表,闯进了中国文坛,同时显示了这位作家不平凡的才华。1936年初,鲁迅曾就称誉萧红说:“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冰心一样。”1可见,萧红在当时的影响是巨大的。她在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文学生涯里,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作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越来越夺目光彩。然而,萧红的生命毕竟太短暂了,仅度过三十一个春秋,使她没有更多的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因而她把永远的遗憾留给了她所眷念的人间。

为什么萧红的小说不仅在三十年代初出现就拥有广泛的读者和影响,在流传四十年之后,人们又愈见耀眼的艺术魅力,而且在国外的影响,也愈广泛,引起了国际上中国新文学研究家的重视?这是因为:萧红是一位有鲜明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的作家。郁达夫在《创作生活的回顾》就说:“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起,作品的个性是决不能丧失的。”2屠格涅夫也曾经说过,“文学天才”都应该有“自己的声音”。萧红的小说正体现了这一创作主张。她将自己的生活和感受融进其作品中,“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走进文坛。她的《生死场》、《商市街》、《小城三月》、《呼兰河传》等,它们感情真切动人,常能激起读者的共鸣,这些小说无不显示了萧红的创作个性,即使它们的弱点亦是如此。

任何赋有独特性的作品,总能以其新的血液注入文学的洪流,使文学获得生机与活力。在三十年代,萧红小说的出现,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其在思想上更大胆地冲击着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在艺术上更勇敢地打破旧的成法,萧红说:“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在创作上应该走自己的路,有人认为,小说要有一定的格局,要有一定的要素,不写则已,一写就得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那样,否则就不是小说。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也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3加之萧红汲取了外国文学的营养并消融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从而拓宽和拓深了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道路。萧红的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日臻成熟与繁荣。然而遗憾的是:日趋完善的“萧红体”在1942年消逝了。但其“散文化小说”对后世影响甚大。我们试以主题、思想、艺术、风格四个方面来对其独特性进行说明。

萧红小说主题,往往“力透纸背地表现了此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4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理想爱情的艰难曲折的心灵历程,并随之而来的幻灭的痛苦,由此反映出了时代的黑暗。萧红所处的时代,不是“五四”的黎明期,而是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严酷的现实迫使知识分子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追求马克思主义,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却转向自我,表现出惶惑、苦闷和消沉的情绪。萧红在思想上,既不属于社会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个道道地地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信徒5在生活上是个不幸的人,二十出头正备尝人生的辛酸,“九一八”之后的东北,更加于她一种阴暗悲惨的背景,这使得她在创作伊始,就“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6,格外关注于人间的苦难。这种内心体验民族灾难的特定交织,使萧红的小说一问世就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证:她在《生死场》里,写农民“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下面”7;在《王阿嫂的死》中有被地主活活烧死的长工;在《坐车上》有被捆缚着的不甘心当炮灰的逃兵们,像一群被赶往屠场的牲畜一样去接受军阀的杀戮;《家族以外的人》之老仆人耗尽了一生血汗而挨得的却是主人的凌辱、毒打;《 放火者》里有狂轰滥炸,断垣残壁“混合着人的肢体,人的血人的脑浆”;《马伯乐》那处世的基本哲学:“万事总要留个退步”使他成为生动而逗人笑乐的角色……尽管这些“还不过是略图”8却是那么触目惊心。在《呼兰河传》中描写极端惨无人道虐待团圆媳妇的一段,可算是她作品中最强力的控诉。萧红自己不幸的遭遇,极少在作品中表现,而是追求幸福生活和理想爱情,但不过最终还是幻灭的,《小城三月》的翠姨正是这种的体现。这些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时代的阴影,拓展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认识。

萧红的小说打开了人们两方面的视野:从客观方面我们可以借此领略东北农村的形形色色;从微观方面它让读者窥探出人们内心世界的隐蔽曲折之处。广阔的社会背景与人物性格的细腻刻画,颇有“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9构成了萧红成功的小说多姿多彩的风韵。它并不使人一览无余,而是让人目不暇接。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角度来比较,萧红的确与在她以前的作家不同,她不是写“问题小说”,而是从人物性格出发;她没有冰心那样的心境来宣传“爱的哲学”;她也缺乏冯沅君的爱情小说的缠绵悱恻,吟唱着“恋爱路上的玫瑰花是血染的,爱史的最后一页是血写的,爱的歌曲的最终一阙是失望的呼声。”10但是却还没有摆脱反封建包办婚姻。庐隐虽然也曾注目社会题材,但是她的主人公大半自命“我是一个最脆弱的人”,感情不能战胜理智,因而,温文尔雅而流于纤弱;凌叔华则“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丁玲的“莎菲型”女性,则是带着强烈时代感和叛逆意识的新女性。当然,萧红更不类于此。萧红的小说,与她以前的女性作家相比,题材有所突破,在风格上则以“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的明丽和新鲜11著称,给人以一种清新的感觉。

确实,在描写冲破自由恋爱的桎梏以后,仍然还会给青年男女带来不幸的小说。我们可以举出许钦文的《博物先生》和周全平的《他的忏悔》,它们都发表在1923年,主题则表现自由恋爱、自主结婚以后爱情的冷却,这也提出了恋爱自由并非解决了问题的一切。但是萧红的小说所提出问题的角度却远为尖锐,主题思想的蕴涵也远为丰富和深邃,以致象《小城三月》这样的作品,由于主人公性格的软弱性与多重性,造成了“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12可谓觉醒者的悲歌!

鲁迅在《伤逝》里,它以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社会问题:体验着“五四”新潮流的青年男女在挣得了恋爱自由,婚姻自立以后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已经到达了幸福的终点。结论是严峻的,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假使不能挣得经济上的自主权,假使没有取得社会保障的前提,仍然只能落得可悲的命运。

萧红的小说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鲁迅的预言:一个女子有经济上的自主权与社会的保障,倘若没有勇气和反抗的精神,也必定是灭亡的。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就是没有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导致爱情的不幸。因而可见,不论什么作为保障,没有勇气及反抗的精神,也是如此。在萧红的小说中,至于翠姨,金枝等在文学史上虽没有阿Q式的典型,但还是有所发现的人物典型,都是文学史上的独特的存在。

萧红小说在思想上的独特性的归结为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注意写出主人公在不断追求中的幻灭,暗示出社会的重压。《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尤为突出。翠姨是个端庄文静,温柔深情的姑娘,她沉默寡言,喜欢沉思,喜欢幻想在自己内心波涛里追逐美好的情感。她深情地恋爱了,可是她抱着一种近乎绝望的心情,将把她的恋爱秘密似的深藏在心底,仍旧任人安排她的命运--订婚、办嫁妆,被催着结婚……她除了拖延着婚期,未表示出反抗;或者说,她软弱而决绝的反抗只是一死!最后,她将自己的恋爱带到坟墓去。比起鲁迅的《伤逝》中敢于冲出旧家庭,同所爱的人结合的子君;比起冯沅君《旅行》中同恋人外出的女学生,《小城三月》中翠姨的确不象“五四”后的新女性。或者说,萧红无意以“五四”时代新女性的形象来写翠姨。

在这篇小说中,萧红以充满诗意象征的语言描写了北方姗姗来迟,又匆匆而去的短暂春天,并且细致而精确地写出了翠姨的生活环境:时代的春风总算吹到了遥远的北方,男女青年有了到达大城市读书的机会,男女之大防的界限稍微松弛一些。因此,这个闺中少女也呼吸到了解放的气息。但封建的传统依然牢固地盘踞于现实生活中,婚姻仍按封建常规包办,男子也不能自由地去访问小姐的。翠姨受到春的呼唤与蛊惑,却没有冲破传统束缚的力量。翠姨悲剧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她的软弱,而且在周围环境以及她所处的地位。她没有外出读书的机会,又是个受人鄙视的改嫁寡妇的女儿,这都是她的不幸,她自知“命不会好”。萧红就是要写出一个在新时代的春天将临,而仍然生活在残冬之中,听到了春的呼唤,却没有力量迎接春天的少女的悲剧。《小城三月》--对于封建旧传统的控诉,又是祭奠-一曲对于被埋没的青春的挽歌。这部作品展示出,越是在新时代将临之际,旧生活催残人的悲剧越发令人怵目惊心。

萧红对于女性爱情的命运常有一种悲剧感。这自然同她个人生活的不幸有关,从《生死场》中写金枝的遭遇,一直到《小城三月》写翠姨的死,都表现了这种悲剧性。这说明,萧红总是在自己的小说中忠实而深刻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心灵历程的。

第二,萧红的小说以“女性的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软的笔致”13犹如“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唱,飘着光带”,14点染出时代的黑暗。《生死场》、《王阿嫂的死》、《牛车上》、《逃难》、《马伯乐》、《黄河》、《北中国》等作品给人总的印象是,无不体现出时代的黑暗。即使是那些病态的性感的追逐,也表现了被时代扭曲了的苦闷心理,从而点染出时代浓重的黑暗。

《生死场》着笔较多的是女性形象。王婆是一个经受了生活的种种苦难与不幸,而保持着坚强性格和反抗精神的人物。她因儿子被官府杀害,而在悲痛与绝望中服毒死去,已经被装进棺材,却又奇迹般地活下来。十年后,村里组织秘密抗日活动,她积极活跃,又默默忍受了女儿牺牲的悲痛。这是《生死场》中活得最坚韧,挣扎得最顽强的一个人物。

作品还有月英和金枝,都是美丽、善良、勤苦的少女。她们都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人的尊严,换句话说她们不是人,只是男人泄欲的工具。月英病得下体腐烂生蛆,她的丈夫便不再理她,连她靠身的棉被也撤下来,换上的是硬砖头。甚至在她临死前,呼唤着喝一口水,丈夫也懒得去取。金枝,是最能代表萧红的心声。这个农家少女所追求的爱情的欢乐与不幸同时到来的。她以一种越轨的方式与成业相恋,但成业只是凭男性的本能爱金枝。十年后,金枝成了寡妇,到哈尔滨又受尽了凌辱而归。作品着重地表现了金枝身为女性的不幸,她的青春与爱情受到了粗暴的对待。这样丑恶野蛮无人性的生活,不能不激起人们心灵的颤栗,逼迫人们思索。难怪茅盾说,读萧红小说,“开始读时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15

《逃难》和《马伯乐》反映的时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期。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舞台上展现了主人公“逃难”的表演。萧红在动乱的生活中见惯了那些民族责任感,毫无抗战热情的逃跑主义者的嘴脸,通过艺术概括写出的何南生、马伯乐这类讽刺性的形象,显示了作家鞭挞抗战中丑恶事物的热情。这典型的形象,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也是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产物。

《旷野的呼喊》与《北中国》是作者眷念故乡,表现北中国人民在侵略者铁蹄下的痛苦呻吟和反抗。《朦胧的期待》写下普通民众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念和热烈渴望。《牛车上》写那些一般象五云嫂丈夫和那也是逃兵之一的车夫的所有男人们,抛下妻小,让她们受尽折磨的悲剧故事。

在萧红小说中那些女性的悲剧在侵略者铁蹄下人的人民的痛苦呻吟和反抗,归根到底是社会的症候,作为小说的历史背景,给人以一种普通的阴暗的色调,应该看作是作者现实主义的胜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萧红的确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第三,借着书中人物的行为和心理活动来分析,评价这个社会。这是萧红小说另一独特性的体现。作者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自觉,以致使读者随着主人公的活动、言谈、心理变化认识了那个社会,憎恨了那个社会。萧红自身的不幸遭遇,使其一生在寂寞与痛苦中度过,只好拿起笔,把内心的痛苦与寂寞写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商市街》、《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牛车上》诸篇。

《商市街》写的是萧红与肖军早年共同度过的一段艰难生活,书名取自他们当年在哈尔滨住过的那条街道名字。《商市街》是自叙传,从中可以看到三十年代初日伪统治下东北城市生活的风貌,看到下层知识分子生活的状况,占作品中心地位的是一对年轻的恋人在生活中的挣扎和奋斗。三年后萧红在上海回忆这段生活时,发出了令人酸辛的感叹“只有饥寒,没有青春”16。但是《商市街》的动人之处,不光在它唤起了读者对萧红身世的同情,更主要还在于两萧在困苦的生活中相濡以沫的感情和不屈服于恶劣环境的奋斗精神,在于萧红的那一支富有才情的笔,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全书以“楼梯是那样长,好象让我顺着一条……颤”17。开始的,它就把一个人因饥饿和倦乏而生的软弱感,雕塑般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二萧常常只靠面包和盐过日子,而连那点食物也不见得是常有的享受。因为他没有钱去买一个面包,不禁产生了“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可以吃吗?”18的幻想;而当她嗅了诱人的麦香时,却又产生了恐惧:“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19可谓“饱汉难知饿汉饥”。这种极端饥饿者的心理,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验,也只有最善于描绘于人的感受与心灵的艺术家才能如此鲜明有力地描写出来。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在书中不但采用许多对话,使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缩小了很多,并且采用了不少“意识流”,令读者体会到主人公当时的心理情况,也可了解到萧红在写作时期的心理经历。20

《后花园》、《小城三月》,是萧红追溯历史,描写她童年见闻的旧生活的悲剧。但萧红十分重视对人物形象与生活环境的描绘,使作品脱出个人生活忆旧的色彩,将人物的典型意义鲜明地突现出来,然而它们还是时代的悲剧。

《呼兰河传》,以萧红童年生活的回忆为线索,写北国的自然风光,写故乡小城的历史、风俗民情以及旧生活的悲剧。作品给人一种沉重甚至哀怨的感觉,但并不软弱无力。它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揭露封建主义旧传统,、旧道德、旧风俗对于善良而愚昧的群众心灵的毒害摧残。作品的批判锋芒是尖锐的。虽然她书中的往往有她自己,但并非写自传,也可见她所处的时代还是封建传统很浓的时期,她还无法赶上自己向往的生活。

萧红通过人物进行社会分析固然表现了人物对社会的观感。萧红的创作原则使她的小说远离“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态度,她是在“为人生而艺术”的传统前进了,正由于此,萧红的小说不仅成为我们的审美对象,并提供了了解那个时代和社会的认识价值,所以其中虽无耳提面命的教训,由作者进步的世界观所指导体现在人物形象中的社会分析却给我们思想上的震动和陶冶。

萧红小说在艺术上的独特性十分显著。引人注目的是她那个性鲜明的文体。别林斯基曾说:“有文体,这本身就说明了有才华,并且是不平凡的才华。”21萧红正是有不平凡的才华,不为成规所拘,在小说创作上突出地体现了她向传统挑战的创新精神。萧红创作始于三十年代初,这使她有可能借鉴前人和同时代的创作经验,因为现代小说散文化出现了“五四”后的现代小说中,从鲁迅始露端倪;经郁达夫、郭沫若、废名等人之首,到沈从文已成为一种自贵的美学追求。当然,现代小说散文化倾向不只表现在这几位作家作品中,只是他们表现突出些具有代表性而已。萧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创作的,她继承了鲁迅等前辈开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写出了在苦难中挣扎奋斗的人民的生活和憧憬,在艺术上独具一格的散文化小说为现代小说增添了光彩。萧红把散文的抒情、议论、叙事、写景的功能引入到小说中,使小说具有散文化、抒情化、绘画化。其特征具体表现为:

第一,萧红的小说和散文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即小说的散文化。它没有曲折完整的情节,也不严格围绕人物性格组织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往往以感情的起伏脉络为主线贯穿事件的断片或生活场景,形成一种自然流动的小说结构。她的《呼兰河传》,就没有严格意义的故事情节,而是一幅幅“多彩的风土画”22的速写,信尾写来,娓娓而谈。这种近似散文的结构,舒展自如;不拘一格,任感情的流泻,有如行云流水,行之所当行,止之不可不止。萧红小说形虽散,但由于有强烈的激情贯串其间,成为全篇灵魂,所谓“情者文之经”23因此在艺术上仍是完整的。

第二,萧红非常重视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使小说的抒情深化。她的小说不但感情充沛,而且把感情升华为优美的诗情,并往往以极为蕴藉,清新的诗的笔调来抒写,从而把小说抒情诗化了。如“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的”。24这里不仅有诗的意境,就连语言、韵律、节奏也都是诗化了的。有时萧红写着写着索性径直用诗贯用的“回环复沓”的艺术手法。如《呼兰河传》第四章第二节开头写:“我的家是荒凉的……”第三节是“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第四节又是:“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第五节仍是“我的家是荒凉的……”借助“回环复沓”强化小说的诗的情感和氛围,读来感人肺腑,荡气回肠。同抒情诗一样,萧红小说往往有一个鲜明的自我抒情形象。从她的许多作品,如《商市街》、《牛车上》、《桥》、《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都可以看到一颗美丽的诗魂。她单纯善良、天真无邪、富于幻想、勇于追求,在漫漫的黑暗中挣扎着、憧憬着、奋斗着、呼唤着自由和美。这呼唤的声音使人想起仿佛那真挚动人的诗情,都是从“我”的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因而,萧红的小说,既是小说,又是真正的诗。

第三,诗情和画意,在优秀作品中总是融合在一起的。使小说具有诗画化特征。萧红虽最终没有成为画家,却把绘画才能充分在发挥在文学创作之中。她以画家独特的目光去观照、摄取自然风光和社会人生图象,在小说中描绘出一幅幅绚烂多彩的画面。如《小城三月》那杨花飞舞,春意盎然的早春景色;《生死场》那“十二月严寒的夜“寒风、大雪、折树、怯月,构成一幅雄浑的图画;特别是《呼兰河传》描绘了跳大神、唱秧歌等一连串风土画;“在灰黯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现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25其中尤为动人的是对“火烧云”的描写。在其彩笔下,大自然的宏伟气象,太空中肃穆深邃的神韵,晚霞云彩……都瞬息万变地呈现出来,使人心醉心迷;也使人感受到那小城中的人们,刹那间从现实的烦恼和忧愁中挣脱出来,陶醉在自然美景之中了。尤令人叫绝的是,萧红在揭示人物心理状态时,竟然也常常呈现出色彩绚丽的画面。《看风筝》中刘成的父亲听说儿子回来了,欣喜若狂地奔去。“他心里生了无数的蝴蝶,……。沿着旁边的大树,他在梦中走着,”这真是神来之笔,胜于千言万语。象这样的例子,在其小说可谓俯拾皆是。总之,散文化、抒情化、绘画化,是萧红小说鲜明的艺术特点。这些特点固然使得萧红小说“不象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但却“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26更具有艺术魅力。

英国诗人杨格曾说,富有独创性作家的作品,“扩大了文艺王国,给它的版图增加了新的省份”。27萧红的小说可算有独特性,显然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前期明丽、刚健,后期则沉郁、隽永。当然,这只是就艺术风格的主要特色而言。因而,仅这艺术风格,她的确给自己的版图增加了新的省份。

首先,萧红有女作家的婉约妩媚,却不纤弱无力;它是婀娜与刚健结合,细腻之中又观粗犷豪放。比如写金枝、月英、五云嫂、王亚明、黄良子、李妈、翠姨等不幸妇女们的内心世界,细致入微、纤毫尽现。然而,萧红也并非一味细针密缕,更有“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28这种笔触不仅在生与死搏斗的场景之中,就是描写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也交错运用,《小城三月》中的翠姨,正是这样。

其次,萧红风格的丰富多彩,还表现于它的清新明丽与沉郁顿挫的结合。在“五四”以来的女作家中,象萧红那样经历坎坷,遭受过那么多层辱和不幸的还不多。萧红说:“我的心就象社会浸在奋斗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29她目睹、亲历并描绘出国破家亡,流离飘泊的苦难生活。她实际上在为民呻吟、呼唤怒吼……这样的个人气质和生活经历,使她作品的风格不可能象冰心等女作家那样的清雅、纤秀,而处处流露悲怆沉郁的情调。从她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到去世前写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均带着萧红特有的忧愤和沉郁。但在一幅幅阴暗的生活画面中,却时时闪现着亮色。这就是鲁迅所赞赏的“明丽和新鲜”。30萧红总是顽强地开掘生活中健康、积极、美好的因素,给人以希望、理想和力量。在《生死场》、《夜风》、《看风筝》、《黄河》、《呼兰河传》等,都能看到萧红也象鲁迅那样“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31从而使作品发着光,闪着光。

萧红小说创作的独特性的艺术魅力是多方面的,我们试从主题、思想、艺术、风格几个命题作了一些概括性描绘。其实,对于萧红所构设的独特性艺术境界,我们应该什么都不说。正如周作人曾说的:“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32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萧红这条独特、清秀、明净的抒情小说之河源源不息,它在孙犁的“荷花淀”、古华的“芙蓉镇”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蜿延而过,使王安忆的“雨”发出“沙沙沙”的响声,铁凝发出“哦,香雪”的感叹,流进了叶蔚林的“没有航标的河流”、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李杭育的“葛川江”、邓刚的“迷人的海”……必将会永远迤逦流淌。

注:

1、5、20(美)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2、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回顾》载《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3、《萧红的最后四十天》原载《春风》1981年第8期

4、8、9、11、13、30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鲁迅《记念刘和珍》见《鲁迅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14、28、胡风《<生死场>后记》,见《胡风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0、冯沅君《隔绝以后》,见《冯沅君创作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22、25、26茅盾:《<呼兰河传>序》,见《茅盾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6、18萧红:《饿》,见《萧红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萧红:《商市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21、《别林斯基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17、萧红《欧巴罗旅馆》见《萧红选集》(见上)

23、刘勰《文心雕龙情彩》载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

24、萧红《呼兰河传》载《孤独的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27、杨格《论独创性的写作》

29、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1、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旧序》,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32、傅光明、许正林:《冰心散文:一个独特艺术世界》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作者邮箱: alun1845@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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