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信息伦理学研究述评论文
信息伦理学(informationethics)是20世纪80年代在国外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研究社会信息生产、组织、传播与利用中的伦理要求与伦理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伦理关系。信息伦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根源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所引起的社会利益冲突和建立信息社会新的道德秩序的需要。本文主要从内容方面，对国外信息伦理学的研究现状进行较全面的介绍，目的在于通过对国外信息伦理学研究进展的考察，在比照参考的意义上促进我国本土信息伦理学研究的发展。
1国外信息伦理学研究概况
信息伦理学最初以计算机伦理学(computerethics)的面目出现。1985年，美国著名哲学杂志《元哲学》(Metaphilosophy)10月号同时发表了摩尔(JamesMoor)的《什么是计算机伦理学》和贝奈姆(TerrellW.Bynum)的《计算机与伦理学》两篇论文，被西方学术界视为计算机伦理学诞生的重要理论标志(需要指出的是，W.曼纳早在1976年就提出并使用了“计算机伦理学”这一概念叭但其工作没能成为西方信息伦理学研究的学术起点)。之后，哲学界、计算机界、信息管理界等具有各种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们开始介人计算机伦理问题研究，思考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中所产生的大量道德和社会问题，i卜算机伦理学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成为西方应用伦理学(appliedethics)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信息伦理学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随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和因特网的应用，信息网络成为新的社会基础结构，计算机伦理学所设定的研究视域对解答西方信息网络社会整体上所面临的道德问题已显得力不从心1996年，罗格森(SimonRogersom)和贝奈姆共同发表题为《信息伦理学：第二代》的文章，指出以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所产生的伦理问题为研究内容的计算机伦理学研究范围有限，深度不够，应用领域狭窄，属第--代计算机伦理学，第二代计算机伦理学应为信息伦理学p]。高尼亚科(KrystynaGomiak)倡导建立有力的信息伦理理论来为网络社会提供指南和决策;卡普罗(RafaelCapurro)考察了信息社会所面临的伦理挑战'这些学者的主张和做法反映出信息伦理学理论与学科取向的变化：计算机伦理学只是信息伦理学的一部分，信息伦理学应将伦理考量的视域由信息技术拓展到信息社会的整个社会信息活动，为信息社会伦理问题的解答和新的道德秩序的建立提供道德论证和理论帮助。目前，信息伦理学正处于开放式发展过程中，其核心知识范畴尚未形成。
国外信息伦理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1)论著增加迅速，仅以著作为例，根据泰万尼(HermanT.Tavani)所进行的文献统计分析，1997年以来已出版信息伦理学(计算机伦理学、网络伦理学)专著、教科书、论文集近100种[4]。(2)专门研究信息伦理学的学术期刊JournalofInformationEthics(1991)、EthicsandInformationTechnology(1998)、EthicsofInformation,CommunicationandSociety(2002)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创刊。一些国际组织、行业协会、大学纷纷设立信息伦理学研究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立了专门的信息伦理项目(INFOethics)，世界科技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COMEST)成立了信息社会伦理分委员会(Sub-CommissionontheEthicsoftheInformationS〇dety)Q(3)地区性或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定期召开，如UNESCO从1997年开始，已举办了3届信息伦理学国际会议;英国DeMontfort大学计算与社会责任中心自1996年起，每18个月举行一次ETHICOMP会议，迄今已举办6次。(4)信息伦理学已进入大学课堂，成为高等教育中的一门课程，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设了《电子前沿的伦理与法律》,普林斯顿大学开设了《计算机伦理与社会责任》，匹兹堡大学开设了《信息伦理学》等。
2国外信息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2.1基本理论问题
2.1.1信息伦理问题的独特性。
信息伦理问题是否具有独特性关系到信息伦理学能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予以确立的问题。曼纳(WalterManer)认为，计算机应用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独特的伦理问题，已有伦理学理论无法类比与计算机有关的道德问题这一事实，证明计算机伦理学的独特性[1]。摩尔(JamesMoor)在其富有影响的《什么是计算机伦理学》一文中指出，计算机技术与其他技术的不同之处在于其逻辑延展性，它为人类行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而这种新的.可能性反过来会创造规范与政策方面的真空。计算机伦理学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存在的理由在于：识别计算机所创造的政策真空，澄清概念混乱，并对形成和解释新的政策提供帮助'摩尔后来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之所以需要计算机伦理学，是因为“常规伦理学"(RoutineEthics)不能够有效处理计算机技术应用所引发的众多规范性问题'应该说，摩尔等人的观点代表了国外信息伦理学界的主流观点。
与摩尔等人相反，另有一些学者否认计算机伦理问题的独特性，从而对计算机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学科合法性提出质疑。约翰逊(DeborahJohnson)解释说，对信息伦理的独特性问题之所以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原因在于认识起点的差别，如以技术为起点进行思考，就会认为计算机众多特征具有独特性;如以伦理为起点进行思考，就不一定认为伦理问题因为与计算机应用有关而显得特殊。她用生物学上的属种关系类比说，计算机技术所引发的伦理问题，最好看成是已经存在的类道德问题中的一个“新种”[7]。
2.1.2理论分析工具与方法论。
许多学者认为，传统伦理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为信息伦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约翰逊[7]和斯皮内洛[8]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分别把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以康德和罗斯为代表的义务论，以霍布斯、洛克和罗尔斯为代表的权利论，这三大在西方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经典道德理论，作为他们构建信息伦理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功利主义有利于人们在信息技术应用的道德冲突中作出合理的道德选择。道德义务论中的一些普适原则和义务可以应用于信息技术活动，转换为一些特定的“二级义务”，如避免用计算机伤害他人，尊重知识产权，尊重隐私权等。权利论伦理学由于强调权利是道德的基础，在信息时代具有特别的意义，这就是尊重人的各种信息权利，正当的行为是与尊重人的包括信息权利在内的各种基本权利的正义原则是一致的。
约翰逊、斯皮内洛等人从哲学伦理学角度所作的思考被视为“主流计算机伦理学”，相应地，其方法论被称为主流方法论。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主流方法论应予以修正，加入跨学科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布瑞(PhilipBrey)认为计算机伦理学研究应是多层次的和跨学科的，他提出了计算机伦理学研究的三个层次——揭示层次、理论层次、应用层次，哲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三个层次应有不同程度的合作气亚当(AlisonAdam)认为合适的计算机伦理学研究方法需要考虑与性别有关的偏见，她阐述了女性主义伦理学如何与注重观察的经验研究相结合，以使计算机伦理学能够认识性别的特定意义。
2.1.3对信息技术有关问题的哲学思考。
与暗示技术价值中立的技术决定论不同，建构论立场强调信息技术不是一种抽象的与价值无涉的工具，而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主张揭示蕴含于技术化的生活世界中的价值因素，从信息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角度体现人在其中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其中，虚拟现实问题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题。主体、客体、事实、真假等重要哲学概念和真实生活的常识所受到的冲击，促使人们思考虚拟现实的本质、运行机制及其对人们认知方法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并由此扩展到对网络空间、网络社群、网际社会、虚拟全球文化等问题的探讨毋庸置疑，对虚拟现实有关的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价值的理解和透视，必然蕴含对此过程中伦理冲突的揭示，是理解信息伦理问题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2.2信息伦理原则与规范。
国外学者基于西方社会认可的一般伦理价值观念，探讨了信息伦理的基本原则问题。巴格(RobertN.Barger)认为，在当今伦理困境正变得越来越复杂的计算机世界中，找到一种简单的、每一个人都赞同的标准道德规范的希望是渺茫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做这种努力是无用的。他建议对计算机伦理学设定三条普遍的基本原则：(1)一致同意原则，如诚实、公正和真实等;(2)把这些原则应用到对不道德行为的禁止上;(3)通过对不道德行为的惩处和对遵守规则行为的鼓励，来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防范[12]。
斯皮内洛提出了计算机伦理道德是非判断应遵守的三条一般规范性原则：(1)自主原则：尊重自我与他人的平等价值和自主权利;(2)无害原则：人们不应该利用信息技术给他人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害;(3)知情同意原则：在信息交流中人们有权知道谁会得到这些信息以及如何使用它们，未经信息权利人同意，他人无权擅自使用这些信息[8]。塞文森(RichardW.Severson)在其著作《信息伦理原则》中专门探讨了伦理原则问题，并分设专章阐述了他所倡导的四个信息伦理基本原则：(1)尊重知识产权;(2)尊重隐私;(3)公平参与;(4)无害。
一些学者还从职业伦理的角度对信息职业的伦理意含及其道德规范进行了研究。约翰逊在其《计算机伦理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计算机伦理学旨在帮助学生和计算机专业人员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职业，做出更恰当的道德选择。”并在书中专门探讨了计算机专业人员的特殊性、职业关系、责任冲突及职业规范等问题[7]。在《IT职业人员是否需要伦理规则?》一文中，她进一步提出，IT职业人员对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承担责任，需要一种专门的职业精神。
作为促进职业精神的众多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伦理规则可以帮助IT职业人员形成关于责任和诚信的强烈意识。伦理规则是一种职业符合道德地运用专门化知识和实践职业技巧的一种承诺，体现了某一职业所积累的智慧[M]。韦克特和爱德尼阐述了信息职业和职业道德的特殊性。他们认为“一个真正的计算机职业人员，不仅应当是自我领域的专家，而且也应当使自己的工作适应人类文明的一般准则，具有多方面的道德自律能力与渴望”。
一些信息伦理学研究机构和信息职业协(学)会，还提出制定了具体的信息伦理准则或职业守则，在实践层面丰富了信息伦理学的规范体系。例如，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制定了著名的“计算机伦理十诫”，美国计算机协会(ACM)制定了“伦理与职业行为准则”，美国信息科学学会(ASIS)%、英国计算机学会(BritishComputerSociety)、加拿大信息处理学会(CanadianInformationProcessSociety)、日本电子网络集团(ElectronicNetworkConsortium)等都制定了各自的职业伦理守则。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forInformationProcessing)伦理特别兴趣小组在柏留尔(JacquesBerleur)教授领导下就信息伦理规则的主要形式及其实践效果进行了一次专项调查评估。结果显示，伦理规则在促进行业自律和政策制定、规范信息人员行为和帮助人们进行伦理决策方面，具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
2.3信息活动中的现实道德问题
2.3.1与人的信息权利有关的伦理问题。
(1)隐私权。国外学者对隐私权是人的自然权力还是一种工具性权力存在不同看法[18]。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使隐私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消费者与商家之间、雇员与雇主之间的隐私权冲突成为备受关注的两个问题[19)。商家基于利益和效率，有可能将消费者数据出售给不负责任的供应商，并对员工进行监视，从而使消费者和员工的隐私权受到侵害[2°]。问题在于如何兼顾经济效益和个人隐私。
(2)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二重属性(产权，信息)使其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面临着限制使用和信息共享的矛盾[2信息网络技术所具有的大批量复制潜力等新的技术特征使上述矛盾进一步复杂化。利平斯基(TomasA.Lipinski)和布里特兹(JohannesJ.Britz)认为，问题的解决除从经济角度考虑(是否有利于知识创新与效用增进)以外，还需从社会伦理的角度作出考量，关注诸如正义、平等等伦理因素。他们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基础，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伦理反思，提出了6条基本伦理原则PU。
爱肯科瑞(NivaElkin-Koren)表达了对当前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下公众利益的担忧。他以《美国新千年数字版权法案》(DMCA)禁止旨在规避版权管理系统的技术开发与应用为例，指出DMCA歪曲了知识产权长期以来在所有者的经济权益和公共信息存取之间保持平衡的传统，使公共空间和公众利益受到威胁和损害[22]。舍尔(BarryShore)等人通过对香港、新西兰、巴基斯坦和美国4个国家和地区软件拷贝与侵权状况的调查，揭示了文化因素对信息伦理的影响，为国际知识产权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视角[23]。
(3)信息自由权。在网络环境下，信息自由权的实施涉及到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色情信息[241、种族仇恨言论[25]、虚假信息等，由此引发人们对因特网内容是否应该进行管制的辩论。赞同者认为,采取立法手段或技术措施对因特网内容进行管制和过滤是必要的，并且其合理性在道德上是可以证明的;反对者认为，对因特网内容进行审查和监管将侵犯言论自由权。美国旨在禁止故意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提供色情内容的《正当通信法案》(CDA)由于遭到ISP和公民自由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被最高法院以违反《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为由否决，说明伦理个人主义所诉求的自由在经济功利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左右下，必然导致某种程度的异化。
(1)信息社会中的人与社会价值。
尼森鲍姆(HelenNissenbaum)通过分析信息技术的社会冲突及其内含的社会价值，提供了一幅信息技术的社会、伦理、政治维度的全景图像。她从集体、工程企业、个人三个方面考察了内嵌于信息技术开发、应用与实践过程中的人和社会价值因素，指出我们要保持对已有社会价值的承诺，揭示技术对人和社会价值的影响，不能在技术理性的扩张中使人和价值随之迷失。而如何在个人需要(自由、自主、责任)和制度需要(程序、遵守)之间取得平衡，是我们应着力关注的一个问题[32]。
(2)去权力与自我权力提升。
汉姆林克认为去权力(disempowerment)指人在确立自身和建构自身方面能力的下降。信息社会的去权力由以下因素引起:①排除;②数字依赖;③监视;④审查制度;⑤人种之非必要。信息技术对人的去权力具有非凡的潜力，但应该记住，这种潜力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的特性，而是取决于使技术发挥作用的政治决策与制度安排，而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全球治理结构并不保证对技术的平等获取。信息社会中人的自我权力提升需要关于影响人们生活的决策方面的知识，以及对这些决策来说可采取哪些行动的信息，而且要求有社会对话的公共空间，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取决于信息技术，而取决于一个负责任社会的管理质量”[32]。汉姆林克的分析与科塞维克(DavidKonzevik)等人关于社会排斥的分析同出一揆，为我们思考信息技术在权力建构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3)信息社会中民主的风险与弱点。
柏留尔通过确认商业因素是信息社会的主导因素，表达了他对信息社会政治民主的担忧。民主意味着政治自由的制度安排，制度的首要功能是保证公共空间的存在和连续——在那里任何人的观点都必须受到尊重，因此需要达成维护辩论的程序共识，而人们(包括国家)在市场逻辑主导下可能会无视这一“共识”。柏留尔因此强调指出，我们说民主处于危险之中并非因为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是因为它被对待的方式。他在伦理层面上阐述了采纳“讨论的程序伦理”对维护公共空间的重要性，这样基于规则的讨论将有可能在各种相异的观点中求得共识。如果没有价值方面的考量，即使开放更多的频道，也不会增进理解的水平?。
(4)信息社会的文化冲突。
国外学者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主题：一是电子文化对印刷文化的颠覆及其后果;二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文化冲突。电子文化对印刷文化的颠覆在后现代学者那里已有比较深人的思考和辩论。马克?波斯特认为，以电子书写和电子交流为代表的信息方式促成了语言的彻底重构，这种重构把主体构建在印刷文化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而具有多重的、非自我同一的、身份不稳定的特征，从而使印刷文化的现代根基(理性、独立思考、自律个体)发生动摇，由此可能形成后现代性的电子文化。马克波斯特强调说，我们目前还无法清楚地认识这种文化，但其已显示的部分后果足以引起人们的警觉[33]。
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文化冲突主要是如何在国际信息交流中维护国家信息主权和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基础设施及制度安排的匮乏使其在新的网络信息革命中进一步边缘化[34];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参与和融人全球信息社会。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是否应以牺牲民族文化为代价来进行“参与”?以语言为例，布坎兰(ElizabethA.Buchanan)分析说，目前因特网上90%以上的内容使用英语，非英语人群要参与交流就必须放弃自己的语言，但由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最显著的标识，放弃语言即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文化。而一个文化同质化的社会无论从情感上还是道义上，都是人们难以接受的[34。
此外，国外信息伦理学研究还十分注重探讨信息伦理的制度建设和培育。主要内容有：
(1)信息伦理教育。在教育理念上强调理性与民主，教育内容上重视对信息活动中的悖论性道德问题的分析，教学方式上注重民主化的讨论，并形成家庭、学校和社会(媒体)横向贯通的教育支持系统[351。
(2)自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通过分级过滤系统对因特网上的信息进行分级，过滤掉对儿童有害或人们认为不适宜的不良信息。因特网内容分级协会(InternetContentRatingAssociation)、欧洲因特网内容分级(InternetContentRatingforEurope)等是分级过滤方面的代表性组织，RSACi、Cyberpatrol、SurfWatch等是流行的分级过滤软件。
(3)信息立法。法律是最底限度的道德。建立适应信息社会需要的强有力的信息法律体系，对规范人们的信息行为、保障正常的信息交流秩序具有基础意义。近年来，国外信息立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适应网络信息活动的需要，修改、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如美国的《因特网保护法案》(InternetProtectionAct)、《电子传播隐私法案》(ElectronicCommunicationsPrivacyAct)、《因特网自由与儿童保护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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