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研究的论文
【内容提要】
本文从回顾萧红研究的历史入手,总结萧红研究多年来的成果,着重从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萧红的作品（包括散文和诗歌），研究的视角，萧红创作的源流及其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等方面对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的得与失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
【关键词】萧红；萧红研究；新时期；综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
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文革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
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
一、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
萧红个人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在新时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时间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且还陆续有许多萧红传记问世。如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关于萧红身世和经历中有所争议的问题在此得到解决，如1980年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问世，其中谈到“疑心以致确定他（张秀珂）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辩。后经调查，得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的结论。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生女说”、“养女说”之争画上了句号。
对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谜团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进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地纠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当事人的`健在，众说纷纭，也会使许多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这些都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
二、对萧红作品的研究
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
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
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
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
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总之，小说《马伯乐》争议颇多，虽有一些研究文章问世，但深度和新意不够，还有待后继研究者来提高
三、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
在对萧红成名作和成熟作的研究之外，许多研究者还把目光投向了萧红的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上，并有了一系列成果。李计谋的《萧红短篇小说论》(《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1期）细针密脚地分析了萧红短篇创作从形象的单薄到丰实，从现实主义浅层到深化，从草创期到风格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转变，论述较为全面。邢富君的《〈商市街〉简论》（《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充分肯定了萧红散文成就，指出其散文文笔优美、简练清新，有浓郁的抒情色彩。陈乐山《“寂寞”——萧红散文的基调》（《惠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中把萧红的散文分为前后期加以研究。马云的《萧红〈商市街〉的创作心境与情感世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从创作心理学的视角对萧红当时的创作心境与情感世界进行阐释。并认为《商市街》表现的是“危机中的两人世界”，“生理饥渴中的情感饥渴”，“寂寞中的爱”以及“独语中的对话”，观点新颖，立意高远。“不以诗名，别具诗心”的萧红一生创作了70多首诗歌，这些是从她心中“滴出快乐和忧愁的血”，是她内心情感的流露，因此颇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浓厚兴趣。熏风《不以诗名，别具诗心——谈谈作为诗人的萧红》（《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5期）较早地指出萧红用诗心写出诗或诗一样的作品。但是相对于对萧红小说的研究，对于她散文和诗歌的研究就显得比较薄弱。
四、研究角度的多元化
在新的开放态势和多元研究格局的指导下，萧红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视角。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我国兴起，许多学者开始用这一新的批评方法介入到萧红研究中，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从“女权主义”视角出发，用了一章的篇幅对萧红进行了女性主义剖析。黄长华的《论萧红的女权主义思想》（《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5期）从女性的性爱、生育、死亡等角度切入到萧红小说的文本之中，指出亲身领受了极端父权制社会强加于女性悲惨命运的萧红，以艺术的手段真实地记录下了自己所遭受的身心伤害，从而表达了对男权社会的批判、愤恨和抗争。单元在《萧红与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湘潭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中将萧红置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参照系中进行考察，认为萧红始终如一地以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为切入点，从生与死、心灵与肉体等多重层面写出了中国广大女性生存真相。平原、郭运恒《女性之态和人生之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则从男性形象入手，分析了萧红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眼光对男权社会的批判。指出，萧红从个体生存经验出发表达出一种集体生存的经验：男人的处世方式、秉性、德行并不比女人强，这是对男性清醒认识之后来自女性生命生存与生命发展的一种欲望和冲动。
除了女性主义的引进，萧红研究中的比较研究也十分引人注目，不仅将萧红与同时期的作家比较，还与外国作家作比，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如韩国李福熙在《女性的苦难、抗争与悲剧——萧红与玄镇健小说比较》（《山东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中通过萧红与玄镇健小说的比较，略述了中韩两国现代小说的共同世界。认为他们两人都具有强烈的女权意识，并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的黑暗面，表现了女性的悲苦命运。另外，李福熙在《东方女作家萧红与姜敬爱小说中的人间悲剧——以〈生死场〉、〈人间问题〉与〈地下村〉为中心》（《对外贸易大学学报》，2004年第7期）中，又将萧红与韩国女作家姜敬爱的小说进行了比较，认为两位东方女作家都曾长期生活在中国东北，亲身体验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和残忍，因此她们不约而同地将下层人民作为小说主人公，表达了她们对社会不公、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憎恨，展示了两国社会当时的人间悲剧。
此外，在把萧红与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比较研究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把萧红与中国现代女作家丁玲、张爱玲进行比较，认为萧红在创作中虽以个人的女性体验为起点，却扩展到广大中国人的群体体验，把女性的苦难置于民族的、人类的苦难之中来表现。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中也说“以30年代最有成就的两个女作家相比较，我们感到，丁玲是一座突兀的山，萧红是一江明澈的水。山有‘群峰共驰骛，百谷争往来’的气势，水有‘缥碧千丈见底，泉水击石成韵’的魅力。高山流水，各具力度或风致，开拓了女作家创作的新格局。”［5］除了与陈衡哲、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白薇、冰心、庐隐、丁玲等女作家共性与个性的对比分析外，还将萧红与三毛、迟子建等进行比较，如王金城、武文茹的《萧红与三毛：跨越时空的比较》（《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单元的《童心映照的自然之美——萧红、迟子建比较论之一》（《江汉论坛》2002年第3期）等。此外，还有一批研究者将萧红同乡土文学作家叶紫、“乡土文学派”的王鲁彦、许钦文、许杰、彭家煌、王任叔、台静农、“京派作家”师陀、沈从文等作了比较，指出萧红乡土文学作品的独到之处。
五、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
从萧红的人生经历和创作道路来看，萧红跟同时代的名人大家们相比，她所受的文化教育、艺术修养属较差的一个，但是她的个人风格又是那么鲜明、独特、浑然一体，以致使人产生一种审美错觉，以为她主要是一个“天赋型”的作家，就像有学者说的“她是一个天才，但是一个没有经琢磨过的天才”。
但有不少研究者从萧红的创作与中外文化的联系中来研究，认为“萧红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创新的作家，她在借鉴别人的东西的同时，经过自己的‘文化过滤’揉进新的意境，再造就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品。”“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种种历史机缘，使得萧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俄苏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萧红观照和反映生活角度的选择和确立，受到了辛克莱与契诃夫的影响；对于民族灵魂的探索和自省接近于屠格涅夫、罗曼罗兰，带着主观表现温情脉脉的现实主义。萧红是一个善于将外国文学影响消融于自己独创风格的作家，她在接受影响的同时也在创造自己的艺术个性和独特创作角度。”［6］
另外，不少研究者也关注到萧红和鲁迅的师承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萧红创作生涯的影响。单元的《试论鲁迅对萧红文学创作影响》（《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认为，鲁迅的文学观、精神力量和伟大的人格都对萧红产生了深远影响。林敏洁在《鲁迅与萧红交往考察——兼论〈回忆鲁迅先生〉〈民族魂鲁迅〉》（《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3期）中，通过比较发现萧红作品与鲁迅作品之间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并且认为这是鲁迅对萧红潜在影响和萧红对鲁迅自觉接受的结果。
六、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
萧红的作品有着她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就如同她自己所说的：“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7］
在萧红的研究中，萧红那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是研究者们所绕不过去的。她的许多小说和散文是相互渗透的，因此有许多研究者从小说散文化、散文小说化、抒情诗化、绘画化等方面研究她的创作艺术。如陈乐山的《“寂寞”——萧红散文的基调》（《惠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秦林芳的《论萧红的文体特色》（《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等等。茅盾在为萧红的《呼兰河传》作序时写到：“这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是对她独特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最好概括。
萧红的生命是短暂的，她的创作活动也不足十年，但在这短暂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却给世人留下了这么富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并长久以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半个多世纪的萧红研究中，我们取得很大成果，使萧红的文学史意义越来越凸现出来。但多年来对萧红的评价不是过低就是过高，萧红作为一个批评研究的对象，我们是否已经让她在文学史上找到了一个恰当的位置呢，这还有待商榷。此外，萧红的生命本真及其作品中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并没有完全呈现，还有待我们后继研究者深入挖掘以向萧红研究的尽善尽美无限趋近。
［参考文献］
［1］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M］//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470-486.
［2］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137-138.
［3］茅盾.呼兰河传序［M］//萧红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704-706.
［4］铁峰.萧红的文学之路［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218.
［5］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557-559.
［6］黄晓娟.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249.
［7］聂绀弩.萧红选集序［M］//萧红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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