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从文化话语的建构到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论文

时间：2021-06-22 09:52:29 论文我要投稿

　　“话语”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指向基础，即语言学研究与社会文化研究。语言学面向的话语分析关注文本表达、语际关系、符号指向等;而社会文化学面向的话语分析则注重话语中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及权力关系等。詹姆斯·保罗·吉将话语区分为“话语”(discourse)与“话语”(D iscourse)。

简析从文化话语的建构到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论文

　　前者指的是语言的使用，后者黑体的话语指的是语言使用与非语言材料的融合。这种融合包括使用语言的方法、交流行动的方法、思考评价的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这其中，文化价值观也是“话语”的融合要素之一，它既包含着意义的表述，又连接着认同的形成。话语的最大特点在于“特定的文化情境中，意义通过语言实践生产出来”。

　　作为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传播形态，对外新闻报道既是话语的呈现，也是价值观念的载体。从“表层结构”来讲，对外新闻报道由内含价值观的词汇、语句、段落和意群构成，其议题设置、叙事结构与修辞方式均是文化话语的表达。从“深层结构”看，对外新闻报道的新闻文本隐含着特定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念，并蕴含着思想观念的变迁融合、冲突认同。对外新闻传播意在搭建可以共享的文化话语环境，从而使得文化传播与交流得以展开，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在这样的文化话语实践中自然形成。基于“互文性”(文本间性)的理论可以得出，话语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具有隐含的非稳定因素。从横向看，话语的传播会受到传受双方主体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从纵向看，话语及意义的呈现与历史已存的话语文本相关联。话语不是一个自足的封闭体系，在文化话语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话语本身在进行修正，并与赋予其意义的文化价值观念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关系。施旭从多元角度对话语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话语是文化政治的建构、是文化言说的方式、是文化权力的斗争、是文化动态的呈现”。

　　对外新闻传播置身于大的国际国内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这些语境的相融与变迁会造成新闻话语的转换与更新。对外新闻报道的客体是纷杂的事实信息，文本和语境在变换组合的过程中呈现出多样的意义与价值形态。对外新闻报道具有明确的指向性，那就是通过传播获得认同。认同是一个关系概念，其核心是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关系性权力”，在对外新闻报道过程中，他者成为构建文化话语过程的一部分。

　　如果受众拒绝认同，那么话语权力将不复存在。“新闻价值实现的层次性包括三个方面：满足事态信息的表层价值，体验情态信息的内层价值与感知意态信息的深层价值”，通过新闻文本与新闻话语体会价值、明晓事理、认识本质成为新闻深层价值的主要表现。异文化的受众是对外新闻报道的主要素之一，因此对外新闻话语在执行信息表达功能的同时，更要注重文化视角功能，即在传播过程中选取积极正面的与受众容易接受的角度。“话语是制造与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对外新闻报道通过文化话语的传播激发起传播主体与接收主体的选择性意义，并通过话语过程构建出新的价值观念与意义主体，而其传播的主要目标则是尽量减少“意义差”，建构可以交流的文化话语平台。

　　随着传播理念的更新以及传播目标的变化，包括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新华通讯社等在内的对外传播媒体都在对外新闻报道方面做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在扩充信息、突出主题的同时更加注重传播内容、遵循新闻规律、改善话语方式。这些对外新闻媒体对处于社会转型期与矛盾凸显期的中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话语呈现，传达了中国社会现存的多元化与异质性的价值观念，具有反映社会群像、呈现文化价值、阐明社会问题、启迪理性反思的特点。和态度等构成的“成套设备”(A ssem blies) [6]。这其中，文化价值观是社会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反映了社会个体认知事物价值意义的态度和观念。例如《中国日报》(C hina D aily)深度报道栏目“封面报道”(C over Story)对中国多个方面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深入挖掘。根据议题的集中性以及重要性，通过对2010 年3 月至2012 年2 月期间500 篇新闻报道进行文本分析得出，在环境生态价值观方面，报道对中国国内严峻的环境形势进行了揭示与披露，显示了中国社会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唯发展主义”的价值观念，但同时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保护环境的`“生态科技主义”也在兴起。在消费文化价值观方面，国民崇尚异国消费、男性兴起身体美学消费、有钱有闲人士喜欢奢侈与炫耀、富裕阶层将艺术品当作投资，这些价值观念在新闻报道中一一呈现。婚恋文化价值观方面，对外报道传递了社会群体中理性务实的择偶观、为房而婚的婚姻观、游戏人生的网婚观以及自由自私的离婚观。

　　在慈善文化价值观方面，中国的慈善事业出现了“暴力慈善”、“严苛慈善”、“道德慈善”与“责任慈善”等多种形式，并分别反映了这一领域之内不同的价值观念。文化遗产价值观方面，中国社会对文化遗产的毁坏与保护，继承与创新的各种相对相异的价值观念也在新闻文本中体现出来。威廉姆·甘姆森提出“话语包”(D iscursive P ackage)的概念解释了论说某一议题的意义体系，这其中框架、显意手法和处理对策是三个基本的元素。[7]从对外新闻报道的文化传播角度来讲，传播者与接收者的价值选择、新闻报道组建的文化话语、话语置身的文化背景共同构成了报道框架。在话语的表现手法方面，中国的对外新闻报道努力创造“亲近性文本”，从具体的小事件、小人物和小场景开头，继而在新闻主体部分深化主题。例如，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 C TV -4)的《走遍中国》栏目在2016 年全新改版，其开篇词为“讲百姓身边事，看中国新变化。小事件透视大时代，小人物见证大变化”。

　　2016 年5 月11日的节目“‘日行一善’微信群”报道了福建省福清市龙田镇的一位叫薛建波的乡村厨师，通过微信群这种新媒体手段进行募款并帮助困难人群。节目通过具体的受助个体与行善事件介绍了招募、捐赠、帮扶、公示等各个环节，并充分展示了“小善聚大爱”的积极价值观。这种人文生动的报道方式以“微观”的个体事件进行“宏观”的文化价值观传播，突出了“回归新闻、内容为王”的特点。通过新闻文本可以发现，中国的对外新闻媒体，通过媒体的自我开放为国际受众提供了丰富明确的文化话语，通过多样化的生动题材呈现了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念，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反映与反思体现了媒体的公平正义价值观与人文关怀价值观。另外，对外新闻报道同时揭示了现实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自身的矛盾、物质与精神的矛盾等，用动态的方式跟踪发展中的现代中国，将中国文化与价值观念中现代化、国际化的因素呈现给受众，增加了对外报道的亲和力。话语具有文化动态性、道德理性、伦理自反性与批判意识，话语不是统一的、静态的，它在与历史语境、文化传统、他者话语的互动中进行着自我更新，在文化变迁的大时空中进行着再创造。

　　基于内在的道德理性，话语倾向于呈现更全面、自由、良善、平等的面向。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为新闻报道的丰富性提供可能，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理解方式和价值追求目标。中国在进行对外报道时，既要考虑国外受众的需求，也要持文化上的“平等观”，坚守自身的特点。因此，对外报道突出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发展道路、外交方针、价值观念是对外传播的应尽之义。中国的对外新闻报道传达的中国“和平共处”的外交价值观，“协调持续”的发展价值观，“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传承保护”的遗产价值观等既展示了中国的行动，也显示了中国的内心，会为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塑造助一臂之力。另外，转型中国存在的问题同样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国家形象的形成是客观事实与主观判断的结合，受众的理性思维与审慎批判是一国价值观念得以持续引导的重要动力。

　　由于特殊的历史轨迹与发展模式，中国的对外新闻报道一度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传播主流价值观。然而随着全世界开放程度的提高、文化交流的深入，这种报道方式已经无法全面呈现社会现实，远远不适用当今国际传播的大格局。基于这种现状，中国的对外新闻报道一改往日对外传播中“报喜不报忧”的态度，越来越注重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的平衡，积极主动设置议程，对国内发生的负面事件以及传达出的负面价值观同样予以报道，通过最接近事实的、信息量足够的报道回归真实的中国形象。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C C TV -N EW S)的《走近中国》(C loser to C hina)栏目在2015 年1 月18 日做了一期题为“中国的信仰与价值观”(C hinese B eliefs and V alues)的访谈节目。报道提出中国在市场经济模式下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并通过食品安全、民众哄抢、扶老被讹的新闻事件说明中国社会存在“见利忘义”、“诚信缺失”的不和谐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要通过法治、规治、德治、心治相结合的途径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并避免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堕落为无信念的市场社会。该媒体通过全面、真实价值观念的呈现，客观阐释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支撑体系与价值领域问题，这会提高中国对外话语在世界的公信力，有利于增强价值观导向的说服力，同时负面文化价值观的存在也会为积极价值观的形成提供契机。在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共同的价值观是有效传播与沟通的重要载体，基于这一载体话语含义才能被认同。例如，对于自由、平等、发展、民主、和平、关爱、正义等价值观的崇尚是大多数国家的价值体系中所拥有的，这些符合国际通行的认知体系，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

　　随着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与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彼此了解的深入，这种共享的文化价值观越来越凸显。詹姆斯·W ·凯瑞将传播的定义分为两大类：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并认为从传播的仪式观出发，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5]新闻是包含社会意识与价值观念的产物，因此通过文化话语的传播巩固共同价值观是对外传播媒体为维护人类世界的文化意义所做的有益尝试。对外新闻传播过程中，国外受众与传播主体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圈，有价值观上的差异。“文化接近”的概念与“文化亲和性”的理论[认为受众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所处地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接近的信息内容。

　　“共识”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因此对外新闻报道中的文化策略应该注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以及核心价值观中的共享性，寻求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共义域”，从而使之转化为国际性的文化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天人合一、兼爱助人等价值观都是全世界认可的优秀文化精神，现代中国的包容开放也是一种普世价值。

　　通过共同价值观的传播逐渐培养起国际受众的兴趣与信任之后，对外传播媒体可以进一步通过中国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建立起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主体间性对话”，从而使得传播对象真正了解全面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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