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生文集序》原文及译文赏析

时间:2022-12-19 14:55:43 古籍 我要投稿

《欧阳生文集序》原文及译文赏析

  上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些经典的文言文吧?文言文能让不同语言使用者“笔谈”,是一种具有固定格式,却不会非常困难的沟通方法。那么问题来了,你还记得曾经背过的文言文吗?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欧阳生文集序》原文及译文赏析,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欧阳生文集序》原文及译文赏析

  原文

  曾国藩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

  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襢①之后进,义无所让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絜非,吴兴吴德旋仲伦。

  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琛、溆浦舒焘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趣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唯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

  欧阳生名勋,字子和,殁于咸丰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几。其文若诗,清缜喜往复,亦时有乱离之慨。庄周云:“闻人足音跫然②而喜,而况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侧乎!”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欬③也久矣,观生之为,则岂直足音而已!故为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俾后人得以考览焉。

  [注]①襢,同“禅”,传授。②跫(qióng)然:形容脚步声。③謦欬(qǐng kài):咳嗽声,引申为谈笑。

  5.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门下著籍者门下:指弟子

  B.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服膺:衷心佩服

  C.海内魁儒畸士 畸:畸形

  D.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摈:排斥

  6.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3分)

  A.善为古文辞 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

  B.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 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

  C.襢之后进 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欬也久矣

  D.各以所得传授徒友 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

  7.以下各组句子中,全都能够表现姚鼎“学术成就高”的一组是( )(3分)

  ①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

  ②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

  ③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

  ④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

  ⑤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

  ⑥亦以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俾后人得以考览焉。

  A.①③④B.②④⑥C.①③⑤D.②④⑤

  8.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文中对桐城派代表人物,特别是姚鼎,表现出崇敬之情,进一步肯定了姚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的文学思想。

  B.作者曾经对湖南没有人学习姚鼎的文章感到奇怪,后来获知一些人喜欢并学习姚鼎,而这些人中最优秀的是作者朋友之子欧阳勋。

  C.文章虽然是为欧阳生文集作的序,但对该文集着笔不多,更多是介绍了姚鼎之后桐城派的衍演发展、流传分布和主要成员。

  D.文章指出桐城派延绵而有生命力的原因,张扬了桐城派的思想,揭示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颇有现实意义。

  9.将文中划线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4分)

  (2)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3分)

  (3)观生之为,则岂直足音而已!(3分)

  参考答案

  5.(3分)C.【畸:奇异。畸士,性格志趣异于俗人的异人。】

  6.(3分)D.【均是介词,把、将。A.为,动词,写;介词,对。B.其,语气副词,大概;代词,他的。C.之,代词,代前面的“先正之法”;用于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7.(3分)A.【②说的是四位高第弟子;⑤说明当时姚鼎的观点无人相助。】

  8.(3分)B.

  9.(10分)【(1)(4分)就算集中天下精美的事物,也没有能替代桐城姚氏文章的。举:拿出,集中。美:精美的事物。易:交换,替代。“举”“美”“易”各1分,句子大意1分。

  (2)(3分)研究(考证核实)一个字,堆砌几千个字还不能罢休。“考核”“累”“休”各1分。

  (3)(3分)那么,看了欧阳生写的诗文,难道只像是听到脚步声而已?“为”、“直”、反问语气(句意)各1分。】

  【参考译文】

  乾隆末年,桐城姚姬传先生姚鼐,善于写古文,仰慕、效仿他的同乡先辈方苞所作的文章,还向刘大櫆和他的伯父姚范学习写作道法。这三位先生已是学识渊博名望极高的儒者,而姚鼐先生研究文章道法更加精湛。历城的周永年为此说道:“天下的文章的精华,大概就在桐城吧!”因此学习的人大多归依桐城,号称“桐城派”,好比前代所称的江西诗派一样。

  姚鼐先生晚年主讲钟山书院,列名弟子的,上元有管同、梅曾亮,桐城有方东树、姚莹。这四个人称做优秀弟子,各自把学习所得传授给学生朋友,所到之处衣钵相传,没有断绝。在桐城的,有戴钧衡,跟从方东树学习很久,更是刻苦用功超过众人,他自己觉得坚持本乡先辈贤人的学说,传授给后辈,在道义上不应该谦让。那些没有列入弟子名册而同时衷心敬服自许弟子的,有新城鲁仕骥,吴兴吴德旋。

  从前,我曾经奇怪姚鼐先生在湖南主持科举考试,而出自他门下的我那些同乡士人,没听说跟从他把学习文章作为事业的。不久得知巴蜀的吴敏树,称扬述说姚鼐的学术,深深喜爱而不满足,而武陵的杨彝珍、善化的孙鼎臣、湘阴的'郭嵩焘、溆浦的舒焘,也都认为姚氏是文人写作的正道,违背了这个还追求什么呢?最后得知还有湘潭的欧阳生。欧阳生,是我朋友欧阳兆熊的儿子,他跟从巴陵的吴君、湘阴的郭君学习为文之道,也师从新城的二陈。那些接触了同派学说而深受影响的人很多,他们志趣爱好所向,就是集中天下全部精美事物,也无法替代他们对桐城姚氏的仰慕。

  在乾隆中期,海内的大儒奇士,崇尚宏大博杂,旁征博引,文风浮华;考证一个字,堆积几千字不能停止。另树旗号标志,叫做“汉学”,十分排斥宋代诸子的义理之说,认为不值得再保留。他们写的文章更加杂乱无章,不得要领。姚鼐先生独自排除各种议论,认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一定要以义理为实质,然后文辞才有所附丽,考据有所归依,一篇文章里面,只有这个特别要小心谨慎。当时孤立没人支持,传授了五六十年,近来的学士,逐渐诵读他的文章,接受他的学说。思想主张的废弃和兴旺,也各有时机,这大概就是命吧!

  欧阳生名叫勋,字子和,在咸丰五年三月去世,年龄二十几岁。他的文章和诗篇,清新细密,喜欢酬答唱和,也不时有乱离的感慨。庄子说:“听到人的脚步声就高兴,何况是兄弟亲戚就在自己身边谈笑呢!”我没有听到桐城各位老先生的谈笑很久了,那么,看了欧阳生写的诗文,难道只像是听到脚步声而已?因此替他作了序,来弥补他父亲欧阳小岑的悲痛,也可以看出文章和世道的变化相关联,使后来的人能够查考审视。

  作者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1853年初(咸丰二年末),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残酷镇压太平军,被清廷视为“同治中兴”的功臣,并因此以大学士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死后谥文正。为文推崇姚鼐,早年在京师曾攀附梅曾亮,并与朱琦、王拯、吴敏树等桐子城派人物相往来。后以桐城派为号召,网罗人材。

  创作背景

  此文作于咸丰九年(1859年)。桐城派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它与清王朝相始终,前后延续了二百多年的时间。自它创立起至曾国藩时已历百余年。文中对桐城派的创立和发展,特别是对姚鼐以下的发展进程和规模作了系统的论述;对姚鼐推崇备至,强调指出桐城派的特点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和否定汉学宋学之争,并肯定了时代矛盾对文章的巨大影响。

  作品鉴赏

  文章开头以姚鼐为抓手切人桐城派的师承与影响,简洁明了,脉络清晰;接着重点介绍桐城派中坚人物姚鼐与湖南籍传人吴敏树、孙鼎臣、郭嵩焘等人的统绪承传关系,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他们的共同弟子——即文集的作者欧阳生。

  第五段着重论述乾隆中叶以来“汉学”对桐城古文的影响和冲击,旗帜鲜明地站在桐城派立场上捍卫了桐城古文的正统地位;第六段有感太平天国战乱造成了包括桐城在内的社会秩序的巨大破坏,描述了当时“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的凄惨景象,叹息世道衰退,古文不传。文末点题:在古文传统濒临失传的背景下,文集的面世使人欣慰。

  文章高屋建瓴,纲举目张,堪与《师说》比美。桐城派自发轫至曾国藩时已历一百余年,此文对桐城派的发展,特别对姚鼐以下的发展情况作了系统的论述,有助于桐城派的研究。作者对姚鼐特别尊崇,重申并强调了姚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的观点,表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在散文写作上是遵循着桐城派传统的。

  曾国藩素有“中兴桐城”之誉。他于道光十八年中进士,自此至于咸丰二年的十余年中都在京师供职。在此期间,他开始深入研究桐城派首领的作品和理论,并接受其影响,尤其对姚鼐更是崇敬。后来在《圣哲画像记》中,他以姚鼐与周公、孔子等并列为“圣哲”,且说:“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姚鼐在桐城三祖中“治其术益精”。这些均说明他与姚鼐有着特别密切的思想、学术和文学的传承关系。“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在这段话中,曾国藩对姚鼐在清中期汉学盛行、文人独好繁博的考证之文的风气之下,“独排众议”,提出以“义理”为主,“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以纠正文风,特别作出评赞,认为这依然是当时振兴文章之道的一种应当遵循的意见,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曾国藩本人的文章观。

  曾国藩之所以能“中兴”桐城派,就在于他能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总结并提出符合时势要求的文学主张,对桐城派的文论思想加以发扬光大。桐城派之所以绵延二百余年,就在于坚持“文贵变”,“有所变而后大”的传统,曾国藩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明确指出“文章与世变相因”。这是对桐城派文论思想的张扬,揭示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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