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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院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原再审申请人)：上海杰尔曼尼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宝安公路333号A区253号。
法定代表人：虞福根，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原再审被申请人)：新疆昊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友好北路6号。
法定代表人：刘军，公司董事长。
再审请求：
一、裁定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23日作出的(2010)新审一民再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
二、裁定对该案进行提审。
事实与理由：
一、案件诉讼过程梗概
1.一审：
2006年7月，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申请人向其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经过审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2. 二审：
2007年3月，被申请人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经过审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作出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同时终审判决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110万元。
3. 再审：
2010年1月，申请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29日作出裁定，指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经过再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23日作出再审终审判决书，维持其二审判决。
现申请人对该再审终审判决书不服，特再次提起再审申请。故，此系申请人第二次申请再审。
二、涉及争议的事实概况及焦点
1.双方确认的相关事实概况：
本案系家具买卖合同纠纷。申请人系销售方，被申请人系购买方。双方于2006年上班前先后签订两批家具的购销合同及协议，前一批货物价款200万元，后一批货款价款253630元;提货方式均为被申请人自行提货，费用自理;前一批货物约定交付时间为当年5月5日前，后一批货物约定交付时间为当年6月10日前，交付地点为申请人上海仓库，被申请人赴申请人仓库验收货物视为货物交付，但申请人应当提前7日书面通知被申请人验货和提货。
合同签订后，申请人组织生产，被申请人于当年5月28日赴申请人仓库验货，随后于7月份分批次提取全部货物。
2.双方存有争议的事实焦点：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延期交货，构成违约，遂提起违约之诉，引发办案。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及时备足货源，按约履行了通知义务，不构成延期交货，而是被申请人因自身原因延期提货。
3.法院审理观点：
经过审理，一审认为，被申请人没有证明其在约定交货期内前往提货而未果的证据，故其主张申请人逾期交货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认为，被申请人前往验货要以申请人提前通知为前提，在申请人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应将被申请人自行前往验货的日期视为交付日，故申请人逾期交货成立，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后认为，二审判决存在《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二)、(六)项规定的依法应当再审的情形，即认为，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再审认为，申请人的再审申请及理由均不能成立，二审判决应当维持。
三、原再审判决存在应当再审的情形
申请人认为，原再审终审判决应当再审的情形如下：
1. 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系关于申请人是否构成违约这一节事实。
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申请人作为销售方，主要义务是按照约定向被申请人交付货物，被申请人作为购买方，主要义务是按照约定及时验收并提取货物和支付货款。
被申请人作为主张申请人违约，逾期交付货物。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被申请人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由于被申请人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所以一审认定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逾期交货的事实不能成立，并据此判决被申请人败诉。
二审和再审却完全背离了这种审判思路，认为，在申请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按照约定向被申请人履行了通知义务且被申请人在约定交货期届满后自行验货的情况下，应当直接视作申请人逾期交货。
由此可见，认定申请人构成逾期交货应当以什么证据来证明，是本案的关键所在。
对此，申请人认为，所谓逾期交货，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是：购销双方约定的交货期届满后，销售方没有准备好货源，客观上不能交货;或者，销售方虽准备了货源但怠于交货或拒绝购方提货。这也是可以证明销售方逾期交货的必要证据。故此，一审判决未认定申请人逾期交货是正确的、公正的。
而本案再审却认为，作为销售方的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按照约定通知作为购买方的被申请人验、提货，也没有证据证明在约定的交货时间内将货物妥当存放等待被申请人验、提货，这就构成了申请人逾期交货的充分证据(第11页)。如此认定申请人构成逾期交货这一基本事实，显然缺乏证据证明，必然是错误的。
2.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一是购销合同当事人义务的确定方面。
如前所述，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申请人作为销售方，主要义务是按照约定向被申请人交付货物，被申请人作为购买方，主要义务是按照约定及时验收并提取货物和支付货款。
而再审中，却将通知对方前来验货视作销售方的主要义务，并将销售方没有履行这一通知义务视作其构成为违约的依据。
对此，申请人认为，第一，本案中，尽管双方的确约定申请人应当提前书面通知被申请人前来验货，但该项义务是作为销售方的申请人的附随义务而不是主要义务;第二，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交付货物的最后期限，而交付货物是购销双方合作才能完成的行为，没有接收货物的行为便不能发生交付货物的行为，况且约定申请人自提自运，即便申请人没有通知被申请人，也根本不影响被申请人在事先确定的期间内前来验货、提货的义务的履行，故双方约定的最后交货期限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第三，本案中根据双方约定，验收货物当日并不要求被申请人提取货物，故认为被申请人验收货物应当以申请人提前通知为前提以使被申请人有必要的备车等准备时间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本案再审中将没有履行通知对方验货的附随义务视为申请人违约，“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二是关于申请人是否履行了通知义务这一节事实方面。
上述已经充分表明，即便没有证据证明申请人按照约定履行了通知义务，本案中也没有足以认定申请人逾期交货的必要证据，同时，通知对方验货是销售方的附随义务而不是主要义务，不是判断销售方是否违约的依据。
而本案中需要进一步认定的事实是：申请人究竟有没有履行了及时通知被申请人验货的义务?如果是，则可直接证明申请人没有逾期交货，申请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至今为止所有的诉讼活动中，申请人始终坚持自己按照约定通知被申请人前来验收货物。申请人为此的举证材料一是被申请人的业务发展总经理刘云的名片，上面记载的传真号码是(0991)4832975;二是申请人落款日期为2006年4月27日，通知被申请人货物已生产完毕请其前来验货的《提验货联络函》，三是申请人依法向中国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调取的电信费账单，上面明确记录了申请人于4月27日10点27分11秒开始的成功拨打(0991)48322975号码的通话记录。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申请人于该时间前后均拨打过这个传真电话，第二，该电话是被申请人业务发展总经理名片上载明的专门用来接收传真的电话号码，名片上同时载明的通话电话号码是另一个号码。
在上述证据材料支撑下，申请人主张已经在4月27日向被申请人发出了传真要求被申请人前来验货。
再审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双方之间曾于该时间通过话，但不能证明通话或传真内容，故不能认定申请人履行了合同约定的通知义务。
对此，申请人认为，诉讼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进行举证，有一个合理、必要的限度的问题，只要举证一方提出的证据符合正常理性人认知水平下的合理条件，就应当认定其举证充分，进而确认其所欲证明的事项，而不应当是无限度的、不符合常理地过于苛求举证责任，不能要求举证材料达到具备一切细节、排除一切可能的状态。
所以，针对自己已经履行通知义务的主张，申请人已经进行了如上的举证，已属充分，而绝不是作为传真接收方的被申请人没有证据支撑的一句“没有收到”就可以轻易否定的。在此基础上，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被申请人收到《提验货联络函》，实属过于苛刻和无理。因为，按照如此逻辑，只有申请人提交载有被申请人签收的《提验货联络函》，方能证明被申请人已经收到该函件，而如此要求与当代现实贸易往来中的通常交易惯例严重不符，而即便申请人提交封面上载明内容的邮政EMS快递单和“妥投”证明，也不能证明被申请人收到了函件，因为申请人还有邮寄几张废纸给被申请人的可能。
可见，再审中，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确实存在“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明显过于苛刻地加重了申请人的举证责任，严重偏离了公正性。
四、本案不应再指令原再审法院再审
该再审终审判决书已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作出，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本案不能再指令原再审法院再审。
综上，为维护法律的公正、权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申请人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再审终审判决，并提审本案。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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