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最新刑事上诉状范例

上诉状 时间:2016-08-19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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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CN人才网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收集的2016最新刑事上诉状范例,供大家阅读参考。

  2016最新刑事上诉状范例1

  上诉人:蒙某,男,19**年**月**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身份证号码********,户籍地:*********。

  上诉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不服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xxx4)防市刑二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二审法院撤销(xxx4)防市刑二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宣告上诉人无罪。

  上诉理由:

  一、上诉人对他人在租住地私下的非法活动完全不知情,也无从知情,根本不存在“明知他人进行毒品交易后仍然提供交易场所”的犯罪故意。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明知贩卖毒品的理由不仅在事实与法律上均不能成立,逻辑上亦自相矛盾。

  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明知贩卖毒品的理由之一为:“首

  先,上诉人在侦查机关及庭审阶段均承认其听说过颜某某是贩毒的,因此在看到越南人拿胶布绑东西的时候就怀疑颜某某等人在进行毒品交易。”(见判决书第10页末行至第11页1至3行),该理由存在如下重大矛盾:

  (1)“听说过颜某某是贩毒的”不能等同于明知颜某某在本案中贩毒,否则所有传闻证据的提供人或道听途说者与犯罪行为人具有同等犯罪故意,这是极其荒谬的。

  (2)传闻的内容“听说颜某某是贩毒的”,至今既也未经查实也无任何证据证实,乃至子虚乌有或被人捏造。颜某某在本案以前从未受过毒品违法犯罪处罚或追究,也没有任何线索可表明颜某某曾贩卖毒品。就该子虚乌有的传闻退一步来讲,过去是贩毒的也不等于以后都在贩毒,过去有犯罪史亦不等于今后一直在从事犯罪行为。

  (3)一审判决既认定上诉人“看到越南人拿胶布绑东西”,即上诉人仅只看到“绑东西”而非绑毒品,且其它被告人所有供述以及涉案赃物照片均显示上诉人看到绑的东西是用塑料袋包装起来的。据此常人单凭视觉也无法判断该包装袋内为何物。

  此外,即便根据本案越南籍被告人将包装物捆绑于腰部的行为形迹可疑,而有理由怀疑他人涉嫌违法或犯罪,也不能排除捆绑物为其它违禁品、其它走私物或为避免他人知晓的其它物品的可能。一审判决又如何自行得出上诉人凭借看到“绑东西”就明知或足以明知绑的就是毒品?

  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明知贩卖毒品的理由之二为:“其次,同案人颜某某、陈某的供述及证人黄某某的证言均证实陈某等人在捆绑毒品的时候上诉人在场。”(见判决书第11页第3至4行),该理由无法律依据且自身严重矛盾,不能作为指控上诉人有罪的证明:

  (1)一审判决根据上诉人在场就将上诉人认定为贩卖毒品的共同犯罪人。而本案黄某某作为证人也系因其当时在场,然而公诉机关及一审法院并未据其在场而将其认定为贩卖毒品的共同犯罪人。因此在场并不能成为上诉人主观明知的依据。

  在场人必须有犯罪意思联络即共同犯意,才有共同犯罪的可能。否则社会生活中犯罪现场的在场人、见证人将草木皆兵地随时可能成为共同犯罪人,这也将是极其荒谬的。在本案中,如前所述及一审提交的两份辩护词详述,上诉人对他人在租住地私下的非法活动从始至终均不知情,并不具有贩卖毒品的犯意。越南籍被告人绑包装物之时,上诉人不过是他人可能涉嫌违法或犯罪的现场目击者罢了。

  (2)在本案中,黄某某实为本案的共同犯罪人,上诉人实为本案证人。本案全部被告人的供述以及黄文瑞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的交代,均明确无误地证明了黄文瑞参与了整个交付毒品的始末,其明知是冰毒,且捆绑毒品是由黄文瑞与陈文版这两名越南人共同进行的。

  对于本案有充分证据证明黄某某明知走私、贩卖毒品同时具体实施捆绑毒品实行行为,公诉机关及一审法院均视而不见,却错将没有任何犯意也无实行行为的上诉人认定为贩卖毒品的罪犯,这样的逻辑恐难自圆其说。

  二、上诉人关于涉案毒品的获知,系通过侦查机关在案发后和讯问前以非法辨认、当场称量、明确告知是毒品及毒品的具体种类、具体数量所得知,而非基于案发时本人的认知。

  公诉人在本案第一次开庭法庭调查中出示的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于xxx3年12月5日对上诉人的讯问笔录(因庭后公诉人未向法庭提交,上诉人的辩护人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已向法庭申请对该笔录调查取证)记载:“问:“你当时知道两个越南人缠在腰上的是毒品吗?”答:“我不知道。问:“那你什么时候才知道那两个越南人缠在腰上的是毒品的?答:“公安机关告诉我听的。”

  公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毒品核称笔录》记载的对涉案毒品进行称量的时间是xxx3年2月21日22时;《提取毒品送检笔录》记载为同一时间xxx3年2月21日22时;公安机关对上诉人第一次讯问笔录上的时间发生于xxx3年2月21日23时50分,是在上诉人在场见证到前述的毒品辨认、称量、提取与公安机关明确告知之后。

  公安机关辨认程序违法且已拍照记录下的照片(证据册第41至44页)也同时证明了:三名被告人对涉案毒品的辨认是一同进行的,因此在对涉案毒品进行辨认、称量、提取过程中,上诉人与侦查人员、被告人颜某某、陈某、及未被追诉的越南籍犯罪嫌疑人均在场。

  上诉人自始自终与他人犯罪活动无关,因此上诉人拒绝在以上材料上签字,且直至这时,上诉人才从公安机关处获悉他人的犯罪活动、涉案毒品、毒品种类、具体数量。

  上诉人的四次讯问笔录唯独用手写更改过的痕迹,见第四次询问笔录第一页的最后一行记载:“颜二和两名越南人来到我租住的……家里,事后得知颜二交给越南人一条冰毒和一些人民币现金……”。请注意:“事后得知”是更改后的手写体,原处为“然后”印刷体。原处的印刷体“然后”与讯问笔录其它强加于上诉人明知是毒品交易的笔录记载是一致的。而上诉人实际交代的事后得知,是指公安机关要求上诉人协助调查将其拘传后才从办案机关处得知。

  综上,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无任何犯罪故意,恳请二审法院及时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撤销(xxx4)防市刑二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并改判宣告上诉人无罪。

  此致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蒙某的辩护人:

  何 xx 律师

  二〇xx年一月八日

  2016最新刑事上诉状范例2

  上诉人:任*,男,1xxx1 年9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路21号601号。

  上诉人因一审判决诈骗罪一案,不服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xxx2)岳刑初字第312号刑事判决书,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撤销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xxx2)岳刑初字第312号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无罪。

  上诉理由:

  一、一审判决理由完全是有罪推定,认定上诉人构成诈骗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从岳塘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来看,该院是以上诉人涉嫌票据诈骗罪提起公诉,在本案的一审过程中,上诉人的辩护人已经提出上诉人并不明知涉案的票据系变造票。这一观点也获得了一审法院认可,即上诉人主观上并不明知在逃犯于吉路提供的450万元的承兑汇票系变造,故不构成票据诈骗罪。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没有认定上诉人构成票据诈骗罪的情况下,却认定为普通诈骗罪,一审法院的判决结论与其自身观点存在明显自相矛盾,属于典型的有罪推定。

  1、上诉人没有构成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根据刑法规定,诈骗罪必须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财物。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为,上诉人隐瞒了广西国正源水务有限公司无任何经营往来的事实,系空壳公司,但是对于吉路提供的商业承兑汇票还是提供了公司的印章给文铁进行背书,故属于一种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众所周知,市场上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公司比比皆是,广西国正源水务有限公司并没有注销,公司与株洲福尔程化工有限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对承兑汇票的背书行为并不构成犯罪,仅仅属于不符合票据法的行为,如果要追究责任,相互进行背书的公司都涉嫌犯罪了。很明显,这是根本不成立的。

  2、如果上诉人不构成票据诈骗罪,同样就不可能构成诈骗罪。在上诉人涉嫌的犯罪中以及其他诈骗犯罪中,如果要骗取他人财物,必须通过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采取一定的诈骗手段,在本案中,如果认定上诉人构成诈骗罪,不是以广西国正源水务有限公司有没有实际经营业务为大前提,因为被害人湘潭大兴公司并非上述原因支付给株洲福尔程化工有限公司440万元资金,而是以购买承兑汇票为前提。那么,对于涉案承兑汇票是不是真实的,有没有隐瞒该票系变造的这一情节,才是认定上诉人有没有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的前提条件。一审法院既然已经认定上诉人没有隐瞒承兑汇票系变造的主观故意情节,却认定属于诈骗,这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3、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口供存在明显的断章取义的取舍,没有对全部口供进行综合审核认定。首先,侦查机关于xxx2年2月10日对上诉人进行了第一次提审,从口供第4页的内容来看,上诉人与于吉路于xxx1年3、4月份认识,于吉路称其在北京有一家医药公司,当时,上诉人问于吉路他的公司能否出具银行承兑汇票,于吉路说可以由其公司担保银行开具承兑汇票…,于是上诉人提出要他开一份银行承兑汇票,由上诉人出13%的手续费…,根据上诉人的供述,不难发现,上诉人与于吉路事前从来没有有关商量变造银行承兑汇票的预谋。其次,从xxx2年3月6日,侦查机关对上诉人的第五次提审口供第2页来看:“问:你知道于吉路买过来的承兑汇票的来历吗?知道承兑汇票的真伪吗?答:我没有考虑承兑汇票的真伪,于吉路只告诉我这份银行承兑汇票的信息可以到全国各个银行去查询,信息是真实的。”由此可见,上诉人主观上并不明知涉案的票据属于变造的承兑汇票。关于于吉路为什么能够以60万元的价格获得一张450万元的承兑汇票?这是本案上诉人涉嫌犯罪的关键处。上诉人认为,一审不能以需要支付60万元成本获得了450万元的承兑汇票这种理解推测该票据明知是变造的。60万元换来450万元承兑汇票的可能性有很多。上诉人一直以为是于吉路支付办理贷款的成本从银行贷出来,从来没有想过经过银行验证的票据是假的。

  4、从本案被询问人颜建兴、宋兵武、朱冬明、彭永强、齐雄开等人陈述的内容来看,上诉人根本不可能知道涉案票据系变造的汇票。颜建兴在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二页陈述称:我们的财务人员专门到银行对这张承兑汇票进行了查验,证实汇票是真实的;宋兵武在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二页陈述称:朱冬明当时承诺他已经在银行查询了汇票的真假,保证是真票。朱冬明在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二页陈述称:我以前一个叫文铁的朋友带着任广山拿着一张承兑汇票找到我…通过银行查询这张承兑汇票的票面等情况,确认盖章承兑汇票确实存在…;彭永强在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二页陈述称:饭后,齐雄开、张友良及另外三人到银行严正承兑汇票的真伪…后来,听张友良告诉我,这张承兑汇票银行验票是真实的。齐雄开在第二次询问笔录第二页陈述称:兴业人员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份承兑汇票是真实的。如此多的证人证言均证实承兑汇票的真实性,那么,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对票据的真假情况存在隐瞒是不客观的。

  5、上诉人再次向二审法院强调,对于于吉路提供的450万元承兑汇票有关贴现过程,上诉人全程没有参与,全部是文铁一手操办,文铁仅仅向上诉人告知可以从银行借到钱,上诉人一直认为自己与于吉路应该各归还各自拿到的钱,从来没有想过据为己有,不用归还。

  5、上诉人的二位证人伏志中和胡建波的证言可以得知,直到xxx2年1月18日(xxx1年腊月二十五),上诉人在福建省建瓯市委托了伏志中前往湖南长沙与宋兵武、朱冬明协商归还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的欠款的事情。此期间,上诉人从来没有躲藏起来,公安机关的补充材料中宋兵武、朱冬明已经证实伏志中代表上诉人协商还款的事情。上诉人在整个案发过程中,没有任何不接电话或故意逃避追捕的行为,电话也没用更换过,上诉人也不可能于xxx2年2月10日用实名制的车票乘火车去福建。

  二、恳请二审法院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刑法原则。

  1、如今,真正犯罪嫌疑人于吉路、文铁负案在逃,上诉人被关押后,深感冤屈和无奈,因为,只要此二人一天不到案,上诉人将无法真正进行辩白,上诉人已经年岁已高,身患严重高血压,曾一次次想了结余生,可是一想到自己不能身负着不白之冤,就只能在看守所苟延残喘的忍辱活下去。上诉人始终坚持认为,即使犯罪嫌疑人于吉路、文铁没有到案,但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原则,既然本案无法形成完整的链条。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综上所述,为了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恳请二审法院抛弃顾忌各个部门的利益,顾忌错案的影响后果的思维模式,坚决拨乱返正,该盘上诉人无罪。

  此致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xxx3年1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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