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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岁月的三封公开信

时间:2017-08-23 09:54:18 公开信 我要投稿

致岁月的三封公开信

导语:祝勇致岁月的三封公开信,让小编重新正视生命。介绍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第一封信

  世界的边缘,正是我的中心

  岁月:

  你好!

  一直想给你写信,但不知道这封信要从哪里寄,反正邮局不收。

  都说岁月是无尽的,但至少对我来说,岁月是有尽的。站在六百年的故宫、两千年的秦皇陵,乃至亿万斯年的青藏高原,我一眼就看见了生命的短促。25岁时见到黄永玉、高莽、刘心武,他们用不同的口音说着相同的话:“你真年轻。”如今45岁,见到他们,还是这句话,因为他们已经分别过了90岁、80岁和70岁。我知道他们的年岁永远让我望尘莫及,他们的年龄让我安全,我不想长得太着急。

  归根结底,生命中的重大事件,都需要一个人自己去承受和面对,犹如对于父亲,无论我怎样爱他,也无法帮助他克服疾病,无法在死神面前,让他多停留一秒。每个人都在寻找着自己的面对方式。

  十多年前,出于对外部世界的向往,我递交了一封辞职信,与单位诀别了。世界上的路很多,唯有在单位里,我一眼就能望见自己的尽头——从那些一辈子纠缠争斗、又一辈子无所成就的人身上,我已经清晰地预见了自己的未来。我要跟这样的未来说再见,去开辟另外一种未来,尽管那种未来还一直保留着神秘感,难以琢磨。

  那时全凭一腔热情,似乎要以这样的方式对沉闷的现实生活做出抵抗,尽管抵抗得无声无息,也没人看得见。然而,我却时常为自己的旅程陶醉,每到一个村落、一座小镇,看到炊烟升起,看到老人戴着老花镜坐在竹椅里看报纸,孩子在弄堂里奔跑,内心都会异常地动情。

  我就这样,瞎子摸象一般,在大地上爬行摸索。说是在现实中逃窜也好,说是向着理想冲锋也好,总之自己的生命,好像随着空间的拓展而得以延长,我的写作也不知不觉地变化着,像个海绵,自如地膨胀和舒展。我懵懵懂懂地闯进了藏地,去丹巴美人谷,去昌都,去藏北草原,去喜马拉雅山下的村庄,在那里,住下。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定结乡,不在前往珠穆朗玛峰的旅游线路上,路途遥远,也很少有外人进来。这里没有自来水,去河边取水,要走出很远,回来倒在桶里,听河水的珠串跌落在桶里,感觉那声音无比美妙。出于对水的珍惜,我可以一个星期不刷牙,脸晒得像黑炭,目光却日益明媚,笑声也日益响亮。

  也有不可预知的风险——在四川藏地,向雅拉雪山挺进的时候,是2005年的盛夏。出发的时候,我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户外服,然而当我走进草原的腹地,一场漫天大雪却不期而至,能见度只有几米。风雪中我迷失方向,我知道自己会被冻死。但感谢上天好生之德,几乎在生命的极限,奇迹发生了,我看见了牦牛,先是一只,接下来出现在第二只、第三只。我知道,有牧民就在附近。果然,在牦牛的指引下,我找到了一只黑色的帐篷,有祖孙三代,正在里面烤火。恍惚中,年轻的藏族姑娘卡初,犹如神山派来的仙女,为我端来热腾腾的奶茶。

  年轻时代,很傻很天真,也正因其如此,那终将逝去的青春才值得怀恋。青春是那么的单纯,盛不下老谋深算的利害计较,就像写作这事一样。

  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许多年过去,自己会娶一个藏族的女儿。初遇康珠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她是丹巴人,或许,这正是上苍冥冥中的安排吧。我的人生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你不再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而变成了真实的生活。糌粑、酥油茶、风干肉,我发现自己的味觉与藏人是那么的吻合。和全家人一起,再去布达拉宫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来自大城市的观光客,而是一个来自藏地的朝拜者。去哲蚌寺挂经幡,也成为这个家庭必做的功课。我庆幸自己成了藏地的一部分。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竟然如此真切地成了我的日常生活,它改变了我,让我在那遥远的地方,开始了死心塌地的生活。

  我对康珠说,在我岁月的尽头,无须在城市里争购一块价值连城的墓地,只要把骨灰埋在丹巴的山上,埋在一棵梨树的下面就可以了。每当春天到来,梨花盛开的造型,就是我的纪念碑。

  祝勇顿首

  第二封信

  寂寞而诚实的生活

  岁月:

  你好!

  自从上次交谈之后,我觉得很多话没有说完,于是又给你写了这封信。

  现在说说奔走以外的事情。

  那时,我的大部分时间基本宅在家中,与众人分割,燃一炷香,看那青烟袅袅地上升,我的思绪,却在纷攘之外悠悠地沉落。但写作并没有把我与世界分离开来,而是让我与它离得更近了。它甚至让我融入了世界,成为它最机敏的那一部分。

  在文字中,我重回走过的道路。

  无论作品好或者不好,我相信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写作者成长的必经之路,犹如所有的呼喊与细雨、喧嚣与骚动,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哪一个新生儿,不是带着血污开始第一声啼哭的?哪一个生命,不是穿着开裆裤长大的?我们无法像剔掉肥肉那样准确无误地将自己生命中的幼稚时光剔除出去,既然如此,就不如坦然地接受和面对。我相信每个人的今天,都是由无数个规格各异、品质不同的往日共同奠定的。

  有多少写作者,都在这个过程中掉队了。这让我想起中国的家长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想说,“孩子们的确没有输在起跑线上,但都输在终点了。”家长们只教会了孩子抢得先机,他们忘记了,比起点更重要的,是天长地久的坚持。

  但每当我回到自己的书房,打开电脑,所有的怨怼就无影无踪了,就像对一个深爱的女人,每一次生气、争吵,最终只能增加自己的爱。我发现自己仍然是那样深爱着写作,从来都没有变节。哪怕是一瞬间的动摇,都让我深感羞愧。我相信,只要爱着,就有意义。譬如一位棋手,即使成为棋王的概率微乎其微,他对下棋的热情也丝毫不会减损。因为他不是爱棋王,而是爱下棋。

  我是A型血,有人判断这种血型的人喜欢抛头露面、出人头地。但我认为该结论有失武断,至少我就是一个鲜明的反例——我不愿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而是更愿意“潜伏”起来,“潜伏”在人们视线以外。

  也许是因为我胆小,见不得大世面,但唯其如此,才能让我感到轻松、坦然和自由。我不愿做“明星”——当然根据酸葡萄定理,这首先是因为做不成,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我做不起——做名人的代价过于昂贵了,以至于要牺牲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比如在外面吃个油饼都要受人关注,上个厕所也被狗仔队跟踪追击。我乐于把一些看不惯的人和事骂得狗血喷头而不必担心成为媒体的负面焦点,更不用担心自己的亲人成为八卦的核心。

  写《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塞林格,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喜爱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写出一部伟大的著作,而且喜欢他的写作方式——他几乎是一个隐居者。这位在纽约公园大道长大的城市人,自从1952年开始,就辞别纽约,在纽约以北240英里的科尼什村住下来。他的传记作者斯拉文斯基说:“这座村落几乎不为外人所知。村里既没有中心或人来人往的活动场所,又没有商业区和工业区。”他选择此地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不被外人发现”。他真的像一个通缉犯一样悄悄潜伏下来,除了偶尔到小镇上购物,几乎从不露面,大部分时间躲在山上的房子里写作和沉思。

  菲力普·罗思,继马拉默德、辛格和索尔·贝娄之后的又一位美国犹太文学巨擘,他的写作方式是这样的:他与妻子定居在坎贝尔斯维尔乡下,在树林里建起一个写作间。每天早上,他与妻子共进早餐,然后步行走进树林,在写作间里,从上午10点左右一直写到晚餐时间,再步行返回住处,与妻子共进晚餐。

  还有澳大利亚作家、诗人罗·霍尔,在海边找到一个写作之所,周围数里之内只有野生动物相伴,他每天在海浪的伴奏下,伴着摇曳的烛光写作,直到深夜。

  有人说这很浪漫,给我一个老婆,我也会去。问题是:你去了干什么?你是要老婆,还是要写作?要知道,这种恒定的写作生活,不是度假,而是一种艰难的修行,除非深爱,不能为之。

  好在我所求不多,想到最后,只有一支笔(或一台电脑)、一个可以安静写作的房间是不能缺少的,其他都非必需。甚至连房子也可以省略,因为我已经习惯于在旅途中写作。那一年在丹巴,坐在藏族民居的屋顶平台上,面对雪山写作,看雪山阴影一点点的变化,已经成为我最难忘的写作经历。

  有时我会想起寺庙里描绘壁画的僧人,在洞窟里,看不到日落月升,只是手擎一根蜡烛,在所有人的注视之外,摸索着,默然无语地画下每一笔。不知多少年过去,他开门走下台阶,消失在日光照耀的世间。朝拜的人蜂拥进去,惊艳于壁画的精湛与美丽,却对他的存在一无所知。

  但他什么也没有丢失。他把创造的快乐带走了,由自己独享。每一个创作者,内心都珍藏着一份独属于自己的秘密快乐。

  我看到那些久已存在的汉字,因我的写作而重新集结,被注入了新的灵魂,我的心底就会焕发出无以形容的快感。甚至,敲击键盘的动作本身,都像钢琴家的演奏一样,给我带来成就感。屏幕上方的空白档,就是我的王国,尽管国土面积小了一点,但依然给我带来统辖者的自由与潇洒。

  生命像一个贪食鬼,一分一秒地吞噬你——有尽的岁月。唯有那些不断生成的文字让我不再焦虑,因为对我而言,笔下的文字与对你的消耗是等量的——我用去了多少岁月,就会留下多少文字。消耗得越多,也得到的越多。我们共同达成了这项“守恒定律”。你成了我支付给写作的一项成本,最可靠的回报,不是钱,而是那些越积越厚的文字。它们让我感到幸福和满足。

  我终于明白了,自己对于写作的爱,不是为了来世的红利,而是为了此生的幸福。因此,对于岁月的消耗,我绝无怨言。

  此致

  最美好的问候

  祝勇顿首

  第三封信

  所有消失的人和事都未走远

  岁月:

  你好!

  这是我第三次给你写信。对于前两封信中遗漏的部分,再做最后的补充。

  这一次我想说,来自大地的经验,不仅仅将我引向更深远的空间中,还把我引向更加深远的时间——有多少回忆、过滤、反刍、消释、麻木、警醒,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不仅对自己的,也包含着对他人,甚至逝者。

  我愿意停下脚步,聆听那些风景、人物的轻声细说。

  我会看到那些早已被你一层一层掩盖起来的挣扎、纠结重新浮现出来。那里我会发现,无论古今,也无论名人还是普通人,所面对的问题都是相似的,我也发现他们既不遥远,也不神秘,而是带着各自的心事与伤痛,近在咫尺。

  历史写作,让我穿越时间的荒野,去查访他们的下落。我相信他们尚未走远。

  在历史中,我发现了那些显赫人物最普通的一面,这就是我深深沉迷于历史的原因。我由关注自己,转为关注他们。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我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而已,是“世界上另一个我”。每当自己与遥远时空中的人物相遇,我都会想,上帝究竟在怎样的偶然里,分别塑造了我和他们,假如机缘转变,是否可能将他们变成我,将我变成他们?

  这转变最初发生于1994年,我写《北京之死》。1996年,出版《文明的黄昏》。2001年出版《遗址》。2002年自江南归来,开始写《蓝印花布》。就这样一路写下来,写到今天。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变化还是发生在2002年。那一年,我与张锐锋躲在北京西山,共同完成一部50集纪录片的撰稿工作,在那工作的空隙,我写了《旧宫殿》。那是一段无比枯寂,也无比安静的日子,写作之余,我和锐锋经常一边爬山,一边谈论散文写作,我们就像两个寺庙里的僧人,清心寡欲,交流着各自的修行体会。有时我们坐在小酒馆里,窗外寒风凛冽,街道清冷,桌前酒肉穿肠过,直到喝得面红耳赤,东倒西歪。那段并肩战斗的日子,以后怕不会再来。

  2003年,北京“非典”,却给我的历史写作带来“历史机遇”。我一个人去了故宫,浩瀚的宫殿,空无一人,只剩下我,成为这座宫殿真正的主人。我从早上,一直呆坐到黄昏,看飞鸟的黑影在粗糙不平的地上疾速滑过,看夕阳的暖光从广场的一边如潮水般漫向另一边,直到宫殿镀金戗脊上的太阳反光犹如最后一盏灯,隐没在暮色中,我才悄然告别这座宫殿。那时,我觉得自己距离那些在这里生过、死过、爱过、恨过的人那么的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呼吸与心跳。我甚至觉得我自己就是他们。我对历史的兴趣,乃至我对这座宫殿的兴趣,似乎都在那一刻迸发出来。那时我正全神贯注地写《旧宫殿》,全然不会想到,很多年后,这里将成为我的工作之所。

  从那之后,宫殿、历史,就主宰了我的写作。既然对于每个人来说,岁月都是有尽的,生命都是匆匆一瞬,那么干脆不如将这些不同的生命打通,让不同时代的人进行一种跨越时空的交谈。当生命变成复数,变成无数人的集合,它才能真正打破时间的围困,变成长河,变得无穷无尽。

  连我也不曾想到,自己会被调入故宫博物院,成为一名研究人员。长久以来,它就像藏地一样,那么幽远、神秘。我曾无数次地走入这座宫殿,写过好几本宫殿之书,这一次,我与它紧紧地绑定在一起,无法分开了。我至今保留着郑欣淼院长发来的一条短信:“故宫是写不完的!”

  每当穿越车水马龙的街市,一走进这浩瀚的宫殿,满树的鸟鸣,却带给我无比的清透宁静。我会一头扎进宫殿西北隅的一个独立的庭院,那就是故宫博物院的图书馆,去一页页地翻动影印版的《四库全书》,这是一种促膝长谈。故宫容纳了太多人的生命轨迹,而它自己,也是一个生命体。每当大雪之后,我站在空旷的宫殿里,看到飞檐上的积雪一点点地断裂,沿着飞檐的弧度缓慢地滑行,然后接二连三“扑通扑通”地降落在地上,我就知道,故宫不是一个死物,而是像我们一样,有自己的律动和感情。我痴迷于这座宫殿,时常会一直呆到夜里离开。我发现,这座旧宫殿的美,竟然那么适于在夜色里展开。它就像一个人,在夜里褪去了华丽的外表、虚拟的表演,我听得见它安静的心跳,那里面藏着它最真实的隐秘和疼痛。

  故宫让我与那些消失的面孔离得更近了。那些遥远而迷糊的往事,也借我的纸页一一还魂。

  2011年,我写长篇小说《血朝廷》,对庚子年逃难路上的慈禧陡升恻隐之心,让她在遭遇兵匪抢劫之后号啕大哭。我相信,在历史中,她可能从未获得这样发泄和倾诉的机会。他们带着各自的伤痛和无尽的遗憾,坐在我的面前,或许,今日的笔和镜头,给了他们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

  宁肯这些朋友对我“触电”多少有些担心。的确,有多少作家因为影视无疾而终,连只言片语的文字尸首都找不到了?对此,我也保持着警觉。对我而言,影视只不过为我在时间中的旅程提供了一个更加便捷的交通工具而已,它不是旅行本身。它重要,但并非必需。

  只有出版是必需的。尽管纸质书在做着垂死挣扎,尽管出版作品的经济回报与影视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我心里,没有一种文字载体比纸质书更加神圣。一个商人的成功可以写在支票上,但一个作家的成功只能写在作品上——我这样说没有歧视,只有不同。

  在我出生之前,纸张已经存在了两千年,但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似乎走到了纸文明的尽头。我们没能看见纸文明是怎样开始的,但或许我们能够见证它是怎样结束的。继岩壁、甲骨、钟鼎、石鼓这些载体之后,两千年纸文明所创造的辉煌,成为让我们无法忽略的巨大存在。今天每一个写作者的命运,都与它们那么紧密地相连,像我在《故宫的风花雪月》里写过的《兰亭序》,还有我一直想写却不知如何落笔的《上阳台帖》——李白唯一存世的书法作品。精湛的书写者,使书写这种行为有了灿烂的结果,让一张平凡的纸页变得如此不凡。假如说我们正身处一个纸文明衰落的时代,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甘愿用更加努力的写作,向纸文明致敬。

  《故宫的风花雪月》是2013年我为《十月》所写的散文专栏,东方出版社将其纳入《祝勇作品系列》出版。这些散文,将故宫收藏的古代书画与历史的风云、人物的命运融合起来写,不仅是散文写作的回归,更是向纸文明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作为《十月》的编辑,宁肯看了这组散文,终于放下心来。他看到,那个书写的祝勇,从来未曾变过。我还是如此热衷于旅行——哪怕是这种旅行,只在纸页中进行,倾听纸页追忆它们的逝水年华。

  有尽的岁月,我想对你说的是,当你成为束缚每个人的困局,你也同时会提供打开这困局的钥匙。写作,就是我的钥匙。写作让我与那些遥远的,甚至早已逝去的人们重新遇合,让我相信当我死去以后,与后来者相逢的道路也随时敞开。

  祝勇顿首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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